更新时间：作者：小小条
我出生在一个书香门第，我的曾祖父弟兄三人都是晚清时期的秀才，这一直是我祖父和父亲感到荣耀的事情，也是他们鞭策后人的资本。
我是父亲的长子，头脑又算灵活，因此一直属于被关注的重点对象。我倒是不负众望，努力地学*功课，从小学到中学，学*成绩一路遥遥领先，尤其那作文写得更是漂亮，一度被老师当成范文拿到各个班级里赏读。那时候，大家都认为我是一个有出息的孩子。
至于怎么有出息，还是一个模糊的概念，直至恢复了高考以后，这个模糊的概念才得以明晰，父亲说：“孩子，你要考大学！”
大学？那真是遥不可及的奢望。
我的高中是在公社中学上的，条件之艰苦，让现在的孩子无法想象。那时候高中只上两年，高一是基础，高二是冲刺。我高一的基础打得不错，成绩在两个班里遥遥领先，可是一到高二就来变数了，我明显地感到数理化有些吃力，尤其头疼化学、物理，我这才意识到自己是个“偏文”的人。那时候，学校里只有两个高中班，没有文科，唯一的选择只有“理科”下去；更要命的是，上面突来文件，说高考要加生物学科和英语学科了，而生物和英语初中一点也没学。学校临时抱佛脚，安排一个刚毕业的新老师“突击”教我们生物，内容多、时间短，我们学得一点也不好，而英语，我们只好彻底放弃了。
高二的日子就这样匆忙过去了，虽然有很多不利因素，但我依旧乐观，依然自信——我的自信来自于最后的预选成绩。那时候的高考要先过预选这道门槛，预选上的学生才有资格参加高考，这不能不说是非常残酷的。我在预选上的17名同学中，成绩还是靠前的。最后的一个多月，我们这17个人开始了最后的冲刺，天天背书做题。各科老师齐上阵，每人抱个钢板刻练*题，油印室为我们一路开绿灯，一沓沓的白纸变成一摞摞泛着油墨香的试卷。
1982年7月7日，我们早早到了考点，戴着监考牌的老师神情严肃地从我们身边走过，摇铃的老人坐在树下看着表牵着绳，做好摇铃的一切准备。
考场就是战场，考第一场语文的时候我慌张得要命，记得那年的作文题目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我洋洋洒洒一番论述，把考卷写得满满当当，没待检查，老人就把铃摇得响亮，只好匆忙交卷。以后相继考了化学、数学、政治、生物、物理几科，情绪就稳定多了，像是做平时的练兵试题一样从容，但好多题目都是有难度的，自我感觉不好。最后一场的英语就纯粹靠蒙了，瞎猜了几个选择题，得了9.2分。
这次高考，我们几乎全军覆没（只有一人考上了专科），我没有完成父亲的心愿，也没有回校复*的打算，只好去做了个民办教师，那已经是1984年冬天的事情了。
但我野心勃勃的梦从此延续了下去，因为民办教师有招转的机会，“吃皇粮”是没有问题的。尤其难能可贵的是成人高考开始了，可以通过成人高考取得业余进修的机会，拿得与普通高考相差无几的大学文凭，这对我来说无疑是个福音。所以，从开始做老师的那天起，我就着手自学历史和地理两门课程了，我决定报考中文专业。
1985年夏天，我参加了全国成人高考，本来是顺顺当当的事情，让我做得糟糕了。考历史时，我胆大妄为地拿出一张小抄作弊，被巡视的考官逮了个正着，最后的结果是直接将我除名。后来，招生委员会的一个老师说，即使把历史判零分，我的成绩也超过录取分数线的。不自信、不诚信，将我第二次推到了高考失败的深渊。
但我没有放弃，又复*了一年，参加了1986年的成人高考，被临沂教育学院中文系录取了。那时候，老师大多是民办教师，大学文凭的几乎没有。我考上了成人大学，也是让大家羡慕不已的。父母自然也是异常兴奋，把我当成“大学生”看待。
两次失败的高考，给了我一生的教训。我认识到，不管做什么光有激情是不够的，还要有底蕴，要有充足的实力，要讲究诚信，弄虚作假只能吃大亏。
作者单位：山东省临沂市河东区郑旺镇奥德希望学校
本文刊发在《陕西教育》综合版2019年第5期
编辑：王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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