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作者：小小条
在保定西护城河畔，也就是花椒园街的西侧，座落着一所中学，就是保定五中。保定五中始建于1956年，落成时本拟命名为女子二中，最早招收的学生也全是女生，后改为普通中学。究竟何时改为普通中学，现已无明确记载，大概在1958年前后。
我是在1969年的春天从西大街小学升入五中上初中的。那会儿，保定主要是按毕业小学分配对应初中，当然也结合家庭住址。我们院有的孩子在青年路小学毕业，按照分配原则，可以上三中，也可以上五中。他的家长认为三中虽然远点，但比五中好，就选了三中。西大街小学跟五中隔河相望，我们家和五中又同在花椒园，我自然就选了五中。
报到的第一天，五中就给了我一个“下马威”。我看到，学校的操场上杂草丛生，教学楼的窗户上几乎没有一块完整的玻璃。走进教室，更让人震惊，诺大的教室空空如也，连桌椅板凳也没有。当时我的心就凉了，这样的环境如何上课呢？
第一节课，班主任老师说，现在的学校大家都看到了。条件虽然不好，但我们不能气馁。毛主席早就教导我们，要“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窗户上没有玻璃，我们可以钉塑料布；教室里没有桌椅，我们可以自带小板凳；操场上的杂草，我们可以把它们铲掉。总之，没有任何困难能阻挡我们学*的脚步！
在老师的带领下，我们没用几天就钉好了窗户上的塑料布，铲除了操场上的杂草，清扫干净了厕所。一周以后，我们就正式开课了。开课也没有课本，是油印的讲义。第一节课是语文课，教我们语文的就是班主任刘老师。课文内容好像是毛主席的语录:“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
正当我们满怀喜悦，准备“好好学*，天天向上”时，学校又下发了通知，响应毛主席“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号召，准备挖“地下教室”。老师对我们说，挖“地下教室”主要是战备的需要，万一打起仗来，我们可以到地下教室上课。其实，真要打起仗来，谁还冒着炮火到地下教室来上课？当然，这是马后炮了。
在挖“地下教室”时，我们这些初中生全部上阵。为了尽快完成任务，我们加班加点干，有一阵儿，我吃了中午饭就到学校干活。我这么干也不只是为了争先进，因为班里有个女同学，也是每天中午就去，我俩好像在比赛谁到得早。可惜，这位女同学后来没上高中。
我们还到漕河大桥那儿拉过两次沙子，都是晚上，同学们称之为“夜战漕河”。学校的地下教室修好后，年级曾组织几位同学写了一首长诗，其中“夜战漕河”一章好像是我写的。记得第二次去漕河拉沙子，我们大队人马刚走了一半就下起大雨，然而大家兴头不减，边唱歌边拉车，全然不顾雨骤风狂。到了漕河，一辆辆排子车在河床里装满了沙子，紧接着又往回赶。回到学校已经下半夜了，老师就让我们在教室里休息。
教室里那会儿还没桌椅，我们便席地而卧，用雨衣当铺盖。男同学躺一头，女同学躺一头。这样的形式让我感觉很新鲜，不由想到了革命战争年代男女之间那种纯洁的友谊。第二天，就有女同学感冒发烧了，但仍然带病参加劳动。
从1970年开始，一直到1971年下半年，经过一年多的努力，五中的“地下教室”终于完成了。整个“地下教室”工程共有二十间教室，全部集中在南操场上的下面。“地下教室”竣工后，经常有外单位的到学校参观，我们也经常到“地下教室”假装上课。
初中时学校还搞过两次野营拉练，第一次野营拉练是1970年的12月，往北最远走到涿县；第二次是1971的9月，往南最远走到望都。每次野营拉练都是半个月左右。
现在想起来，上初中的那两年，我们大多数时候都在挖“地下教室”，再加上“学工学农学军”和“野营拉练”，整个初中阶段上文化课的时间少之又少。
到了1971年的年底，保定市开始恢复高中招生。初中快毕业时，刘老师动员我们上高中，说多学*一些文化知识对建设祖国有好处。然而，受读书无用论和其他因素的影响，许多人不想再上学，家长也不愿意再让孩子念书。我父母说，能上学当然要上。这和我的想法一致，我也不想这么早就进入社会，特想上学。
经过老师和同学们的努力，保定五中文革以后首届高中终于开学了。我们那届高中只有两个班，六十多人，不到初中的百分之二十。记得，班主任兼语文老师姓郑，叫郑继周。据说，郑老师原为北京一所大学的副教授，还是北京一个民主党派的副主委；数学老师姓杨，叫杨长年，戴一副眼镜，两只金鱼眼很大；物理老师姓吕，叫吕国华，是北大物理系高才生；英语老师姓王，是位男老师；化学老师姓周，叫周宝宽，是位女老师；政治老师也是女的，姓庞，叫庞玉梅。总之，教我们的那几位老师水平都不低。
升入高中，我们的文化学*基本上转入正轨。然而，由于初中时耽误的时间太多，许多该学的东西没有学或者说没有掌握，到了高中，老师还要重新讲解。特别是数、理、化，开始阶段几乎就是在补*初中的东西。教数学的杨老师有时气得不行，说，你们这个水平简直没法讲！没法讲也要讲。几位老师想尽了各种办法，帮我们尽快提高文化水平。他们每天下午都在教室里，同学们有啥不懂的认真讲解。在几位任课老师的耐心帮助下，我们的文化水平提高得也比较快。到了高一的下半年，基本上就能跟着课本走了。
高中时，我被选为语文课代表，还兼任外语课代表。至于为什么我能当两个课代表，我也不清楚，反正老师让我当就当。那会儿，我就比较喜欢上语文课，对数理化不是太感冒。我也喜欢背诵课文，《谁是最可爱的人》、《西去列车的窗口》、《触谪说赵太后》、《陈涉世家》等都能背过。郑老师重视写作，几乎每周都要布置一篇作文，之后便选出几篇在课堂上念。我的作文被选中的机会多一些。
记得在高一的下半年，学校组织我们到保定棉纺厂学过工。 除了学工，还有一次学农。那次的学农是在1972年的10月份，正是秋收大忙的季节。我们分到了第三生产队参加劳动。那天下午，队里让我们去一块地拉犁。拉犁时，我们也分了组，并且搞起了劳动竞赛。大家边拉犁边唱歌，欢快的歌声在田野里迴荡，似乎也不感觉累了。
那会儿，我还负责班里的黑板报。学工以后，我写了《突破五十大关》；学农结束后，我又写了《歌声在田野里迴荡》的稿子，发到了我们班的黑板报上。多年后，有同学回忆说，高中时咱班的黑板报几乎让你承包了。
上 高中时，除了学*文化知识，我们的课外活动还是比较多的。每天下午，做完作业后我们还可以去进行体育锻炼，蓝球、足球、乒乓球、跳高、跳远等任你选择。好像是高二时，我们五中、六中、七中、八中、铁路中学等五所学校，联合举办了一届“五校运动会”，我代表学校参加了此次运动会，并夺得 200米低栏第二名。据说，至今母校还无人打破本人的纪录（当然，后来没有低栏这个项目了，也不可能有人再打破）。
在那次运动会上，我和其他三位同学还参加了高中年级组的四乘一百米接力比赛，并且夺得了冠军。
似乎是高中二年级的春天，我代表五中参加了保定市中学生运动会，并且在跳高和跳远项目上都取得了成绩。其实，体育老师对我期望最大的就是二百米低栏，可惜，由于我没有听到广播，错过了比赛。现在想起来都后悔。
到了高中二年级的下半年，正是邓公第二次复出在搞整顿，社会上传说可能要在我们这届高中生中录取部分学生直接上大学，因此，大家学*的积极性很高，都想能到大学继续深造。谁想，两年的高中生活将要结束时，不但没让我们直接上大学，还要到农村插队落户。学校不仅让班干部带头报名，还要协助学校做那些不愿让孩子到农村插队落户同学家长的工作。当时，父母对自己要去插队落户表现得倒还平静。父亲说，知识青年到农村插队落户，是毛主席的号召，也是国家的政策，国家不能不管。再说，年轻人到外面闯荡闯荡也没什么坏处。你们才十八九岁，路还长呢，谁知今后会怎么样？但不管到哪儿，不管干什么，都要踏踏实实把该做的事情做好。
那年，我们两个高中毕业班有28名同学报名要到农村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据说，保定市那批到农村插队落户的高中毕业生有几百人，分赴保定地区的20多个县。在这过程中，我们还写了好多诗歌，用来表达自己到广阔天地炼红心的决心和勇气。现在想来既天真浪漫，又豪情满怀。
保定日报的记者曾到我们学校采访，并搜集了不少同学们写的诗作。后来，报纸上发表了几首，其中就有我学写的一首七言律诗。当然，编辑把我和一位女同学的诗搡在了一起，属的是我们两个人的名字。整首诗已忘记了，只记得有这么两句“知识青年跟党走，广阔天地显身手”。不管怎么说，这是我有生以来见诸铅字的第一篇*作。
1974年1月5号，我们正式到农村插队，从此也告别了保定五中，告别了中学生活。
据说，从1985年开始，保定五中改为了第二职业中学，后又改成职教中心。校名和教学内容虽然改变了，但那些岁月里的故事却从未褪色。钉塑料布的执着，挖地下教室的汗水，漕河夜雨中的歌声，学工学农的艰辛，野营拉练的不易，还有恩师们的谆谆教诲、同窗间的纯粹情谊，都深深镌刻在我的记忆里，成为心底最珍贵的念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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