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作者:小小条
近年来,一股“坐班制”的风,悄悄吹进了高校校园。以前在我们印象里,大学老师上完课就能走,时间相对自由。可现在,不少老师发现,自己也得像行政人员一样,每天按时打卡、守在办公室了。
这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
“双肩挑”的三年:我是老师,还是行政?

时间倒回2019年,硕士毕业的林清河,满怀憧憬地入职西南地区一所公办大专,成为了一名专任教师。他没想到,等待他的不仅是三尺讲台,还有人事处里一张固定的办公桌。
学校有规定:新来的硕士学历专任教师,头两年得“双肩挑”。什么意思?就是一边要教书上课,另一边还得全职在行政部门坐班,处理各种琐事。林清河被分到了人事处,每天的工作就是整理档案、统计资料、收发通知、收集报表……这些细碎繁杂的行政事务,填满了他的白天。
上课?那得挤时间。备课、写论文、准备教学比赛?对不起,请全部挪到晚上。林清河的生活,被清晰地切割成两段:白天是“林干事”,晚上才是“林老师”。
原本说好坐班两年,可因为一直没找到合适的人接手,林清河这套“双肩挑”的担子,一挑就是整整三年。他苦笑着说,在领导眼里,他仿佛是“全职行政+全职教师”的合体,两边的工作量,一点都没给他打折。
最让他无奈的是,行政工作可不管你是不是在休息。他记得很清楚,有好几次,晚上八九点钟,部门领导的微信就来了:“小林,近三年引进的教授和博士数据,赶紧整理一份报告给我,明天一早要。”他有时不得不强硬地回应:“领导,我不是专职行政,我还有课要备啊。”
和林清河有类似经历的大学老师,正在变多。南方周末记者梳理发现,上海理工大学机械工程学院、宿迁职业技术学院、中国计量大学碳计量学院、长春人文学院等等,越来越多的高校,已经明确推出了教师坐班制度。
仔细观察,你会发现一个现象:推行坐班制的,更多是民办高校、专科院校,以及那些“双非”(非985、非211)的普通本科院校。那些顶尖的“双一流”高校,反而很少见。
为什么是这些学校?一位研究高等教育的专家点破了关键:不少办学层次靠后的高校,现在日子并不宽裕。财政压力大,用人成本又在增加,学校管理层就得想办法“降本增效”。让老师坐班,统一管理,看上去既能保证老师在岗时间,又能随时安排各种临时任务,似乎成了某种“划算”的选择。
浙江师范大学的蔡连玉教授分析,这类应用型高校,培养人才的目标更侧重实践。除了上课,老师可能还要带实训、课后答疑、参与学生管理。所以,要求一定的在岗服务时长,好像也有些现实的道理。
但道理是道理,落到具体的老师身上,滋味可就复杂了。
“第二轮班”与“科研空窗期”:坐班的另一面
对林清河来说,坐班最大的代价,是属于自己的时间被彻底挤压。他也试过在办公室没事的时候备备课,可领导的目光就像装了雷达,马上就会飘过来:“小林,手上的文件弄完了吗?”“现在的工作进度怎么样了?”
他的一位同事,经历更让人哭笑不得。常常是下课铃刚响,手机就响了,部门领导电话追过来:“赶紧回来,有个急事处理一下。”于是,下班回家开启“第二轮班”,成了他们这批新老师的常态。
坐班那几年,正赶上林清河要评讲师,必须参加一个省级教学比赛。他只能连续一个月,每天熬到凌晨两三点准备材料。他坦言,自己以前在中学有过九年教学经验,都感到如此吃力,那些刚毕业就进来的新老师,压力可想而知。“当时一起进来的四个新老师,已经走了两个了。”他的语气里带着唏嘘。
如果说林清河的压力是“体力透支”,那张明月的焦虑,则更偏向“精神内耗”和“前途危机”。
张明月是华北某高校的文科专业新进博士,2022年一入职,就被以“临时科员”的身份,安排到学院教学教务处坐班一年。摆在她面前的,是一座沉甸甸的大山:三年考核期内,必须发表两篇顶级C刊论文,或者拿到国家级课题。否则,待遇就要大打折扣。
坐班,意味着她宝贵的科研时间被行政事务切得粉碎。通知、排课、协调、应付各种突发问题……每天在办公室里,就像个“高级服务员”,对着进出的老师笑脸相迎,不断重复着“老师好”、“老师再见”。第一年,她的科研几乎处于“空窗期”。
更让她难受的是身份认同的模糊。有老教师对排课不满,不敢找主任,就冲她发脾气:“你是不是故意针对我?”“不改的话,我找院长去!”她去找主任,主任却安慰她:“他们是拿新人撒气呢。”那一刻,她对自己产生了深深的怀疑:“我到底算不算个大学老师?”
考核的压力被疯狂后置,全部压到了第二年和第三年。张明月坦言:“这对需要长期积累、静心思考的文科博士来说,难度太大了。”她认为,根源在于学校行政体系的不完善,编制收紧,人员不足,就让新老师来填坑。“真想给老师减负,先把行政队伍配齐、理顺吧。”
“闲坐”与“硬推”:坐班制下的众生相
当然,也不是所有坐班都像林清河和张明月那样“水深火热”。
山东某高校的思政老师虞秋,前不久刚刚结束坐班。回顾那段日子,她的感觉就两个字:清闲。因为和同事上课时间错开,学院又没什么教研活动,她在办公室常常“没什么事要做”,和同事也缺乏交流。她感觉这种坐班,更像是一种形式化的管理,“没带来什么成长,有时候觉得挺没意义的”。
她觉得学校的管理越来越“公司化”,少了点大学应有的人文气息。比如一天要求打卡四次,很多老师都觉得太多,但没人知道该向谁反映,最后都选择了沉默。“入职时没人解释为什么坐班,我们只能接受。”虞秋的话里,透着一丝无奈。
面对争议,也有学校尝试更柔性的办法。比如湖南工学院商学院,他们搞了个“青年教师坐班制”,但不是干坐着,而是把老师们组织到“博士工作室”、“科研基地”里,搞有组织的学*、科研和学术沙龙,美其名曰“青年人才成长助力站”。
想法是好的,想在教学、科研和教师沟通间找个平衡点。但据一位知情老师透露,这个制度实际推行起来挺难,“如果老师不愿意,学校也没法勉强”,最后有点雷声大、雨点小的意思。
一刀切,还是按需定?高校管理的平衡木
看来,同是坐班,感受却是冰火两重天。那么,高校教师坐班制,到底该不该推行?该怎么推行?
蔡连玉教授的观点很明确:不能一刀切。他认为,任何高校的管理措施,都必须尊重教育规律和人才培养的本质。大学老师的工作有其特殊性,需要大量不受干扰的时间进行知识沉淀、课程设计和科学研究。特别是对于研究型教师,把他们死死按在办公桌前,可能是在扼杀创新和学术生产力。
对于那些教学实践任务重、需要紧密师生互动的应用型院校或岗位,规定一定的坐班或在校时间,或许有其必要。但关键是要“分类施策,按需设计”。
比如,对新入职教师进行短期的、有针对性的行政岗位见*,可以帮助他们快速了解学校运作,这未必是坏事。但前提是时间不宜过长,任务要明确,且不能影响其主业发展。对于科研骨干,则应最大限度地保障其学术时间的完整性。
说到底,高校管理的核心,是在“规范”与“活力”之间找到那个微妙的平衡点。过度的管控和形式化的坐班,只会消耗老师的热情,加剧人才的流失。毕竟,优秀的大学,靠的不是打卡机,而是自由、宽容的学术土壤,和对教师发自内心的尊重与信任。
当“坐班”成为话题,它背后折射的,其实是当下许多高校面临的共同困境: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如何更科学地进行管理,如何真正激发教师的创造力,而不是简单地将他们“管”起来。
这不仅仅是学校管理者的课题,也值得我们每一个关心高等教育的人思考:我们想要的大学,究竟是什么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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