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 世纪初，斯图亚特王朝入主英国，詹姆斯一世（1603–1625 年在位）奉行 “君权神授” 理论，认为国王的权力直接来自上帝，不受议会或法律的约束。他频繁绕开议会征税，强行推行宗教政策，并设立特权法庭，严重侵犯了贵族、新兴资产阶级和普通民众的传统权利。其子查理一世继位后，延续甚至加剧了这一专制倾向。1625 年，查理一世为应对与西班牙和法国的战争，急需巨额军费，遂召开议会要求征税。然而，议会成员对国王长期无视法律、擅自征税、滥用权力的行为深感不满，拒绝批准拨款，除非国王首先纠正其越权行为。这一对峙局面最终催生了《权利请愿书》的诞生 [1]。

1628 年，英国国会向查理一世正式提交《权利请愿书》，要求国王承认并遵守一系列基本法律原则。其核心内容包括：（1）未经议会同意，不得征税：明确否定了国王 “自行征税” 的权力，重申 “无代表，不纳税” 的宪政传统，保障议会的财政控制权。（2）和平时期不得实行军事管制：禁止在非战时状态下驻军于民宅，防止军队成为国王压迫人民的工具。（3）不得任意拘捕或监禁公民：强调人身自由不可侵犯，任何拘押必须有合法依据和司法程序。（4）不得设立特别法庭或擅自行使司法权：维护普通法体系，防止国王通过星室法庭等特权机构规避正常司法程序 [2]。这份文件是对自《大宪章》（1215 年）以来英国自由传统的系统性重申。它以法律语言明确划定王权的边界，标志着议会开始以集体意志对抗君主专断 [3]。

查理一世起初被迫接受《权利请愿书》，但并未真正遵守。1629 年，他解散议会，开启长达十一年的 “个人统治” 时期（1629–1640），史称 “十一年暴政”。在此期间，他继续强行征税、监禁异见者，彻底背弃了《权利请愿书》的承诺。这一行为激化了社会矛盾，于 1642 年导致英国内战爆发。议会派与保王派展开激烈斗争，查理一世于 1649 年被处决，英国短暂建立共和国。虽然此后君主制复辟，但《权利请愿书》所确立的原则已深入人心，成为不可逆转的宪政共识 [4]。

《权利请愿书》虽以 “请愿” 为名，实则具有宪法性文件的实质。它为 1689 年《权利法案》（Bill of Rights）的诞生铺平了道路，后者正式确立了议会主权和君主立宪制。美国独立后制定的《权利法案》（1791 年）也深受其启发，将 “正当程序”、“禁止无理搜查与扣押” 等原则写入宪法。可以说，《权利请愿书》是现代宪政思想的重要源头之一 [5]。

1660 年，查理二世在 “王政复辟” 中重返英国，结束了克伦威尔时期的共和统治。然而，复辟后的王权并未完全接受议会的约束。政府仍常以 “国家安全” 或 “政治异见” 为由，秘密逮捕和长期羁押政敌，且不给予公开审判的机会。这种任意拘押的现象引发了广泛不满，议会中的辉格派尤其担忧专制回潮。 在此背景下，议员们推动将早已存在的 “人身保护令”（Writ of Habeas Corpus）制度正式成文化，以法律形式确保其执行效力 [6]。

“人身保护令” 最早可追溯至 12 世纪亨利二世时期，是普通法体系中一项重要的司法救济手段。其基本原理是：法院有权命令拘押机关将被拘押者带到法庭，说明其被羁押的法律依据。若理由不成立，法院可立即下令释放 [7]。

1679 年，国会通过《人身保护法》，将 “人身保护令” 这一普通法原则系统化、程序化、强制化，其核心内容包括：（1）任何被拘押者本人或其代理人（如家属、律师）均可向高等法院或王座法院申请 “人身保护令”；（2）法院必须在规定时间内（通常为数日）审理申请；（3）拘押机关必须在 24 至 48 小时内将被拘押者带至法庭，并提交书面理由；（4）若法院认定拘押无合法依据，必须立即释放；（5）法律明确禁止 “无限期羁押” 或 “秘密监禁”[8]。

《人身保护法》不仅适用于政府行为，也可用于私人拘禁。例如，1771 年，英国法院曾向一名奴隶主发出人身保护令，要求其将被囚禁的奴隶带到法庭。法官曼斯菲尔德勋爵在审理后裁定，英国法律不承认奴隶制，该奴隶随即获得自由。这一案例成为废除奴隶贸易的重要先例 [9]。此外，在战争或叛乱时期，政府虽可暂时 “中止” 人身保护令（如拿破仑战争、美国内战期间），但这种中止必须由议会明确授权，且被视为例外而非常态，体现了 “法治优先” 的原则 [10]。

《人身保护法》被誉为 “自由的第一道防线”、“宪政的试金石”。它确立了 “任何人不得被任意剥夺自由” 的基本原则，使司法权成为公民对抗权力滥用的有力武器。正如英国法学家威廉・布莱克斯通所言：“人身保护令是保障个人自由最有效的法律手段。”[11] 该法不仅在英国本土产生深远影响，更被移植到英属殖民地，成为印度、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宪法第 1 条第 9 款明确规定：“人身保护令之特权不得中止，除非发生叛乱或入侵时公共安全确有需要。” 这正是对英国传统的继承与发展 [12]。

《权利请愿书》和《人身保护法》以法律的形式将 “法治”、“自由”、“权力制衡” 等理念制度化，宣告了 “权力必须受到约束”、“自由必须受到保护” 的普世价值，为宪政体制的建立奠定了坚实基础。它们虽相隔半个世纪，却一脉相承，体现了英国 “渐进式宪政改革” 的特色：不依赖剧烈革命，而是通过法律文件的积累与司法实践的推动，逐步限制权力、扩展自由。从《大宪章》到《权利请愿书》，再到《人身保护法》和《权利法案》，英国用近五百年的实践，走出了一条以法律驯服权力的道路。这说明，自由并非与生俱来，而是通过一代代人对权力的警惕、对法律的坚守、对正义的追求而赢得的。这两部法律告诫人们，人的命运是通过法律程序而非政治意志来决定的 [13]。

参考文献

[1] 阎照祥。英国政治制度史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86-87.

[2] 程汉大。英国政治制度史 [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102-103.

[3] [英] G.R. 埃尔顿。英格兰史（1200-1640）[M]. 王觉非，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235-236.

[4] 钱乘旦，许洁明。英国通史 [M].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118-119.

[5] [美]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下）[M]. 吴象婴，梁赤民，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278-279.

[6] 阎照祥。英国政治制度史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101-102.

[7] [英] 威廉・布莱克斯通。英国法释义（第一卷）[M]. 游云庭，缪苗，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138-139.

[8] 程汉大。英国政治制度史 [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115-116.

[9] [英] 艾伦・麦克法兰。英国个人主义的起源 [M]. 管可秾，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156-157.

[10] 钱乘旦，许洁明。英国通史 [M].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132-133.

[11] [英] 威廉・布莱克斯通。英国法释义（第一卷）[M]. 游云庭，缪苗，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142-143.

[12] [美] 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联邦党人文集 [M]. 程逢如，在汉，舒逊，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290-291.

[13] [英] 汤因比。历史研究（下）[M]. 曹未风，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4：312-313.

版权声明：本文转载于今日头条，版权归作者所有，如果侵权，请联系本站编辑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