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作者：小小条
染了半辈子的头发
老周确诊那天，是我们高中毕业三十七周年聚会的第三天。
微信群里突然安静了，就像有人按下了静音键。前一天还在热火朝天地讨论下次聚会去哪家馆子，谁谁谁的孙子要过百日，突然之间，所有的对话都停在了下午两点十七分。
“老周查出来了，胰腺癌，晚期。”
发消息的是班长**，就这十二个字，后面跟了三个句号，沉重得像是用锤子砸在屏幕上。
我盯着手机看了足足五分钟，手指悬在键盘上，却一个字都打不出来。最后只发了个双手合十的表情，苍白得连我自己都觉得虚伪。
老周大名叫周建国，我们那届三班的体育委员。他年轻时一头浓密的黑发，跑起来像匹野马。我记得高三运动会，他三千米跑下来，汗水把额前的头发浸得一缕一缕的，在阳光下闪着光。那时他十八岁，觉得整个世界都是他的跑道。
第一次发现老周染发，是十年前的同学聚会。
他推门进来时，我差点没认出来。不是因为他胖了或者老了，而是那一头乌黑得不太自然的头发——太黑太密，黑得像墨，密得不真实。四十五岁的人，头发比我们这些还没开始白的人还要黑。
“建国，你这头发保养得可以啊！”有人打趣道。
老周摸了摸头发，笑得有点局促：“哪能跟你们比，我这是后天加工。”
后来我才知道，他三十二岁就开始白头发了。先是两鬓，然后是头顶。“像撒了层盐，”他后来告诉我，“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突然就觉得老了。”
老周在税务局工作，按他的话说，是个“和数字打交道的小科员”。他说单位里那些年轻人，一个个头发乌黑亮丽，自己站在中间，像个老前辈。“其实我也就比他们大个十来岁，可这一头白发，人家开口就喊‘周老师’。”
于是从三十五岁那年开始，他每月雷打不动去理发店染发。从最初的自然黑，到后来的深棕色，再到这几年流行的“雾感灰黑”。染发剂从几十块的到几百块的，他都试过。
“有一次用了劣质染发剂，头皮痒了一个星期，”有次喝酒时他跟我说，“可那又能怎么办？总不能顶着一头白发去开会吧？领导还以为我精神不济呢。”
我们这帮老同学里，染发的不在少数。男的大多是为了显得年轻些，在单位里不那么扎眼；女的理由就更多了——掩饰衰老，换种心情，或者单纯就是爱美。但像老周这样坚持了整整二十年的，还真不多。
确诊后的第二周，我们几个要好的同学约好去医院看他。
病房里消毒水的味道浓得刺鼻。老周靠在床上，头发——我第一次看见他没染过的头发——花白得像秋后的芦苇。不是全白，是那种灰白相间的颜色，有点稀疏，软软地贴在头皮上。
“来了？”他笑了，眼角的皱纹挤在一起，倒是比染发时显得柔和些。
我们带了水果、营养品，还有一束俗气的康乃馨。东西堆在床头柜上，像座小山，却越发显得病房冷清。
“头发怎么不染了？”我故作轻松地问。
老周摸了摸自己的头，动作很轻，像在摸什么易碎品：“医生不让了。化疗后头发会掉，染了也是白染。”
他顿了顿，又说：“其实这样也挺好，省事。每个月省下一百多块钱，一年就是一千多，二十年就是两万多。早知道……”
他没说完，但我们都知道下半句是什么。
老周的妻子小玲坐在床边削苹果，手很稳，苹果皮连成长长的一条，垂到垃圾桶里都没断。她低着头，不说话，只是安静地削着，削完一个又拿起一个。
“医生说，可能和长期染发有关。”小玲突然开口，声音很轻，但每个字都清晰，“他们问老周染发染了多少年，我说二十年。医生就没再说话，只是摇了摇头。”
病房里安静得可怕。窗外的梧桐树上，知了不知疲倦地叫着，越发衬得这安静令人窒息。
“也不一定，”老周说，“医生没说肯定。可能有关，可能无关。这种事情，谁说得准呢？”
但我们都在想同一件事：如果，如果老周没有染那二十年的头发，现在会不会躺在另一张病床上，或者根本就不会躺在这里？
从医院出来，我们几个站在停车场，谁都没急着上车。
“我去年也开始染了，”说话的是大刘，我们班当年的学霸，现在是一所高中的副校长，“白头发越来越多，学生背地里都叫我‘白头翁’。”
“我还不是一样，”老王接话，“跑业务的，形象就是门面。客户一看你一头白发，心里先打了个折扣——这人老了，精力跟不上了，办事怕是不利索。”
我突然想起自己。我四十八岁，鬓角也开始白了，老婆上个月还给我买了盒染发膏，说是“植物配方，纯天然”。那盒子现在还放在浴室柜里，没拆封。
“你们说，咱们这么拼命把白头发藏起来，到底是在骗谁？”大刘点了根烟，深深吸了一口。
没人回答。答案我们都知道，只是说不出口。
老周开始化疗后，头发大把大把地掉。第三次化疗结束，他索性让护士帮他把头发全剃了。
他在朋友圈发了张光头照，配文：“省洗发水了。”下面齐刷刷一排点赞，留言都是“加油”“坚强”“一定会好起来的”。老周每条都回一个笑脸，标准的黄色emoji，看不出是苦笑还是真笑。
我去看他时，他正对着镜子照自己的光头。
“像不像葛优？”他问。
“比葛优帅。”我说。
他笑了，这次是真的笑了，笑出了声：“建国啊建国，染了半辈子头发，最后还是个光头。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这话他说得轻飘飘的，却像石头一样砸在我心上。
老周的病情时好时坏。好的时候，他能下楼走走，在医院的小花园里晒晒太阳；坏的时候，整日整夜地疼，止痛针打下去也只能管几个小时。
有一次状态稍好，我们聊起了高中时候的事。他说记得我借给他半块橡皮，记得运动会他跑三千米时我在旁边喊“加油”，记得毕业那天我们在操场上抱头痛哭，说要做一辈子的兄弟。
“那时候真傻，”老周说，“以为一辈子很长。”
我喉咙发紧，说不出话。
“你知道我最怀念什么时候吗？”他望着窗外，“不是年轻时候，是四十岁那年。头发刚开始白，还没想着要染。有白有黑，像芝麻盐。那时候身体还好，儿子刚上初中，父母都还健在。每天上班下班，平平常常的。”
“要是能回到那时候多好。”他轻轻说。
化疗到第六次，老周撑不住了。医生说，癌细胞已经扩散到肝和肺。
最后一次去看他时，他已经瘦得脱了形，但精神居然不错。他让小玲从柜子里拿出一个铁盒子，打开，里面整整齐齐摆着二十来个染发剂盒子。
“这些年用过的，我都留着，”老周说，“想着等退休了，就不染了，让头发自然白。到时候把这些盒子拿出来看看，也算是个纪念。”
他拿起最上面的一个，是那种最便宜的染发剂，盒子都磨破了边：“这是我用的第一个。三十五岁生日那天买的。站在超市货架前挑了半个小时，最后还是选了最便宜的。”
又拿起一个精致的黑色盒子：“这个是儿子工作后第一个月工资给我买的，说是什么进口货，不伤头发。贵得要死，我用了一次就舍不得用了。”
他把盒子一个个拿出来，又一个个放回去，动作很慢，像在抚摸旧照片。
“这些，都帮我扔了吧。”最后他说。
小玲的眼泪一下子就下来了，但她没哭出声，只是咬着嘴唇，用力点头。
老周走的那天，下着小雨。追悼会上，他的遗照是年轻时的黑白照片，头发乌黑浓密，笑得一脸灿烂。照片下面，放着他最后用的那顶假发——乌黑的，和他年轻时一模一样。
我们这些老同学站成一排，一个个上前鞠躬。我抬起头时，突然注意到，我们这一排十个人，八个染了头发，黑的、棕的、深栗色的，在殡仪馆惨白的灯光下，显得格外不真实。
只有两个人没染——老张，他从来不在乎这些，头发白就白了，反而有种仙风道骨的感觉；还有我，从看完老周那次回家，我就把浴室柜里那盒染发膏扔了。
三个月后，同学又聚了一次。这次人来得特别齐，连在外地工作的都赶回来了。
饭桌上，大家很默契地没怎么提老周，只是聊工作，聊孩子，聊那些不痛不痒的话题。酒过三巡，不知道谁起了头，说起了染发的事。
“我戒了，”大刘说，摸了摸自己花白的头发，“学生们现在叫我‘刘爷爷’，我应得挺自在。”
老王也说他不染了：“客户要是嫌我老，那就嫌吧。真有心合作，看的也不是头发颜色。”
一个接一个，那天晚上，有六个男同学说，他们再也不染发了。
女同学们反应不一样。李梅说：“我还染，但换植物染发剂了，半年一次，不多染。”张丽说：“我白了就白了，白头发也挺好看的，有种岁月的美。”
没有谁对谁错，只是各人的选择。
聚会结束，我最后一个离开。走到门口时，经理叫住我：“先生，您有东西忘了。”
他递过来一个小盒子，我接过来一看，是包烟——不是我买的，我戒烟很多年了。
打开烟盒，里面没有烟，只有一张纸条，上面是熟悉的字迹：
“兄弟，如果还能重来，我想顶着一头白发，坦然地老去。”
没有署名，但我知道是谁。
站在饭店门口，初秋的风已经有点凉了。我摸了摸自己的鬓角，那里新长出的头发，在路灯下闪着银白色的光。
我掏出手机，拍了一张头发的特写，发到朋友圈，配了三个字：
“挺好看的。”
放下手机，我走进夜色里。街边的橱窗映出我的影子，花白的头发在城市的霓虹中，泛着柔和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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