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作者：小小条
一九九零年的夏天，像一口被人遗忘在灶台上的铁锅，烧得滚烫，沉闷，带着一股子铁锈味儿。
知了在窗外那棵老槐树上声嘶力竭地叫，一声叠着一声，把午后的空气搅得愈发粘稠。
我叫李文峰，十八岁，刚刚经历了人生中第一次，也可能是最后一次的大溃败。
高考成绩单像一张皱巴巴的废纸，被我妈拍在饭桌上。
那力道，震得桌上的搪瓷茶缸嗡嗡作响，水花溅出来，在积了油垢的漆面上留下一个迅速蒸发的水印。
“三百二十七分。”
我妈的声音不高，甚至可以说很平静，但那平静里藏着一把淬了冰的刀子。
“你就是拿脚去考，也不止这个分数吧？”
我低着头，盯着自己那双磨破了边的白色回力鞋，鞋尖上沾了一块泥点，已经干成了灰白色。
我没法回答。
我能说什么？说我考试那天拉肚子了？说我前一天晚上紧张得一夜没睡？说最后一道数学大题我明明有思路，时间却不够了？
所有的解释在那个鲜红的“三百二十七”面前，都显得苍白无力，像个笑话。
我爸蹲在门槛上，一根接一根地抽着劣质的“大前门”，烟雾缭绕，我看不清他的脸，只能看到烟头在一明一暗，像他此刻的心情。
家里死一样的寂静，只有知了和风扇徒劳的噪音。
那台“华生”牌落地扇已经很老了，转起来的时候，整个脑袋都在晃，吹出来的风也是热的，带着一股机油味儿，黏在皮肤上，很不舒服。
“完了。”
我脑子里只有这两个字。
复读？我不敢想。我们家这条件，多供我一年，我妈头上的白头发就得多一半。
更何况，我没那个脸。
整个大院里，就我一个今年的高考生。过去三个月，我走到哪儿，叔叔阿姨们都笑眯眯地问，“文峰，考得怎么样啊？准备上哪个大学啊？”
我妈总是替我回答，“这孩子争气，肯定没问题。”
现在，这“没问题”三个字，成了一记响亮的耳光，抽在我的脸上，也抽在我妈的脸上。
沉默不知道持续了多久，可能是一个小时，也可能只是十分钟。
我爸终于掐灭了手里的烟头，在门槛的水泥地上碾了碾。
“算了。”他声音沙哑，“考不上就考不上吧，也不是只有读书一条路。”
我妈猛地抬起头，眼睛通红。
“算了？李建国，你说得轻巧！什么叫算了？他这辈子就这么算了？”
“那不然呢？你还想怎么样？逼死他？”我爸的火气也上来了。
“我没想逼死他！我是想让他有出息！”
“有出息？你看看咱们家，谁有出息？我吗？你吗？咱们不都是土里刨食的命？”
他们吵了起来。
那些话像一把把钝刀子，在我心里来回地割。
我攥紧了拳头，指甲深深地陷进掌心，一点都不疼。
心里的疼，早就盖过了一切。
那天晚上，我没吃饭。
我把自己锁在房间里，躺在竹席上，睁着眼睛看天花板。
天花板上有一大块水渍，形状像一幅残破的地图，我看了它很多年，今天却觉得它格外刺眼，像我那破碎不堪的未来。
门外，我爸妈的争吵声变成了压抑的啜泣声。
是我妈在哭。
我把头埋进枕头里，枕头有一股太阳晒过的味道，还有我头发上的汗味。
我觉得自己是个罪人。
第二天，我妈没去上班。
她眼睛肿得像两个核桃，顶着两个巨大的黑眼圈，给我下了碗面条，卧了两个荷包蛋。
“吃了。”她把碗推到我面前，语气还是硬邦邦的。
我默默地吃着。
面条有点坨了，汤也咸得发苦。
“我给你表姐方芳写信了。”她突然说。
我抬起头，嘴里还含着面。
方芳表姐比我大五岁，初中毕业就去了南方，在一家电子厂打工。每年过年回来，都穿得洋气，还给我们带“的确良”的布料和各种新奇的吃食。
我妈一直很羡慕舅舅家，说方芳有本事，一个月挣的钱比她和我爸加起来都多。
“你表姐说，她们厂里还在招人。”我妈看着我，一字一句地说，“你收拾收拾东西，过两天就过去。”
我的心猛地一沉。
“我不去。”我几乎是脱口而出。
“你不去？”我妈冷笑一声，“那你想干什么？在家里待着？等着街坊邻居戳我们的脊梁骨吗？”
“我可以复读。”我小声说，连自己都觉得没底气。
“复读？拿什么复读？钱呢？你以为钱是大风刮来的？你还有脸复读吗？你拿什么保证你明年就一定能考上？”
她的话像连珠炮一样，打得我抬不起头。
是啊，我拿什么保证？
我连这次都考不好。
“文峰，听妈的。”她的语气忽然软了下来，伸手摸了摸我的头，那只常年干粗活的手，粗糙得像砂纸，“出去闯闯，不比闷在家里强？你表姐在那边，能照顾你。挣点钱，学门手艺，以后……以后总有出路的。”
我看着她鬓角的白发，和眼里的红血丝，再也说不出一个“不”字。
出路。
我的出路，原来在千里之外的流水线上。
三天后，我妈把我送上了南下的绿皮火车。
一个巨大的帆布行李包，里面塞着两套换洗的衣服，一床薄被子，还有我妈连夜给我做的几张大饼。
我爸没来，他说厂里要加班。
我知道，他是不想看这个场面。
站台上，人挤人，空气里混杂着汗味、泡面味和各种方言。
我妈隔着车窗，一遍遍地嘱咐我。
“到了那边，要听你表姐的话，别跟人吵架。”
“钱要省着点花，别乱买东西。”
“吃饭要吃饱，别饿着自己。”
“想家了……就给家里写信。”
说着说着，她的眼泪就下来了。
我鼻子一酸，也想哭，但还是忍住了。
我是个男人了，虽然是个失败的男人。
汽笛长鸣，车身哐当一下，缓缓开动。
我妈的身影越来越小，她站在原地，不停地挥手，直到我再也看不见。
我靠在冰凉的车窗上，看着窗外飞速后退的田野和房屋，心里空落落的。
故乡，再见了。
我的大学梦，也再见了。
火车坐了两天一夜。
车厢里拥挤不堪，连过道上都坐满了人。我蜷缩在座位上，几乎没怎么动过。
饿了就啃一口我妈做的大饼，硬得像石头，但嚼着嚼着，就有一股粮食的香味，还有一点咸咸的味道，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
对面坐着一家四口，也是去南方打工的，两个孩子很吵，男人女人操着一口我听不懂的方言，不停地在吵嘴。
我戴上耳机，想听听歌，可那台老旧的随身听里，放的还是高考前我最爱听的那些励志歌曲。
“阳光总在风雨后……”
我烦躁地把它关了。
狗屁的阳光，我现在只看到风雨。
下了火车，一股湿热的浪潮瞬间将我包裹。
这里是广东，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
空气是粘的，天是灰蒙蒙的，到处都是高大的榕树和我不认识的植物。耳边全是听不懂的粤语，人们走路的速度都比我们老家快了好几倍。
我按照信上的地址，找到了方芳表姐。
她比过年时黑了，也瘦了，烫过的头发有些枯黄，但眼神很亮，透着一股精明和干练。
“文峰，来啦！”她笑着拍了拍我的肩膀，“路上累坏了吧？”
我点点头，叫了声，“姐。”
“走，先带你去宿舍。”
表姐的宿舍，在一个叫“工业区”的地方。
这里没有高楼大厦，只有一排排长得一模一样的厂房和宿舍楼，像巨大的水泥火柴盒。
空气里弥漫着一股塑料和机油混合的怪味。
我们的宿舍在四楼，一个十平米左右的房间，摆着四张上下铺的铁架子床，住了八个人。
房间里乱七八糟，堆满了各种行李和生活用品，墙上挂着五颜六色的衣服，很多都已经洗得发白。
“条件简陋了点，你先凑合着。”表姐帮我把行李放到一张空着的上铺，“下铺都住满了，你只能睡上面。”
我看着那张只铺了一层草席的床板，心里说不出的滋味。
这就是我未来的“家”？
晚上，宿舍的姐妹们都下班回来了。
她们来自五湖四海，说着各种口音的普通话，看到我这个唯一的男性，都有些好奇。
表姐把我介绍给她们，“这是我表弟，李文峰，刚从老家过来。”
一个脸圆圆的，笑起来有两个酒窝的女孩冲我摆摆手，“你好啊，我叫小琴。”
另一个看起来年纪稍大，很沉默的女人只是对我点了点头。
她们都很累，回来简单洗漱一下，就各自躺在床上，不怎么说话。
房间里只有风扇在吱呀作响。
我躺在床上，身下的草席很硬，硌得我骨头疼。
隔壁床铺飘来一股廉价雪花膏的香味，混合着汗味，钻进我的鼻子里。
楼下传来男男女女的喧闹声，还有录音机里放着的流行歌曲，是王杰的《一场游戏一场梦》。
为什么你背着我爱别人……
我翻了个身，用被子蒙住头。
这不是梦，这是我的现实。
第二天，表姐带我去厂里办入职。
我们进的是一家叫“星光电子厂”的港资企业，生产游戏机卡带。
厂区很大，也很破旧。
人事部的一个中年女人，画着浓妆，很不耐烦地收了我的身份证复印件，让我填了一张表，然后就带我去车间。
“B栋，三楼，拉头。”她指着一栋厂房，对我表姐说，“方芳，你带他过去吧，跟你们拉长说一声。”
“好的，谢谢霞姐。”表姐点头哈腰地笑着。
我跟在后面，心里很不是滋味。
在老家，我妈在单位里也是个小领导，从来没见她对谁这么低声下气过。
车间里的噪音震耳欲聋。
几百号人穿着蓝色的工衣，戴着帽子和口罩，并排坐着，像一排排没有感情的机器人。
流水线飞快地运转着，每个人都在低头忙着自己手里的活，没人抬头看我们一眼。
空气里有一股刺鼻的锡焊味。
我们的拉长，是个三十多岁的男人，瘦得像根竹竿，板着脸，叫阿强。
他扫了我一眼，问，“读过书吗？”
“高中毕业。”我说。
“高中毕业？”他嘴角撇了一下，那表情说不上是嘲讽还是什么，“行吧，坐那儿，先看着。”
他给我指了一个空位。
我的工作，是把一种指甲盖大小的黑色芯片，插到绿色的电路板上。
听起来很简单。
但流水线的速度非常快，电路板一块接着一块地从我面前流过，我必须在几秒钟之内，准确无误地把芯片插进去。
我看了半个小时，眼睛都花了。
“会了吗？”阿强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到了我身后。
“应……应该会了。”
“那就开始吧。”
我笨手笨脚地开始操作。
第一个，芯片拿反了。
第二个，没对准孔位，插歪了。
第三个，手一抖，芯片掉到了地上。
“搞什么！”阿强吼了一声，整个拉的人都朝我这边看过来。
我的脸瞬间涨得通红，像火烧一样。
“对不起，对不起。”我赶紧弯腰去找。
“别找了！”阿强从旁边拿了一块新的给我，“快点！后面都堵住了！”
我紧张得手心全是汗。
一整天下来，我感觉自己快要散架了。
脖子是僵的，腰是酸的，眼睛是花的，两只手的手指头又麻又疼。
最要命的是精神上的折磨。
那种高度重复、不能出错的压力，让我几乎窒息。
晚饭是在食堂吃的。
两毛钱的饭，五毛钱的菜，一大勺冬瓜，里面飘着几片可怜的肉末。
所有人都用一种不锈钢的快餐盘，吃得飞快，叮当作响。
我没什么胃口，扒拉了两口就吃不下了。
“怎么不吃了？”表姐问。
“吃饱了。”
“你这才吃几口？不吃饱晚上哪有力气？”她皱着眉，把她盘子里的一个鸡腿夹给了我。
那是她特意加的餐，一块五一个。
“姐，我不要。”
“吃吧，你还在长身体。”她不容分说地按住我的筷子，“刚开始都这样，过几天*惯了就好了。”
*惯。
我真的能*惯这样的生活吗？
晚上回到宿舍，我连澡都懒得洗，倒在床上就睡着了。
我做了一个梦。
梦里，我又回到了考场，手里拿着笔，对着一张空白的试卷，一个字都写不出来。
监考老师走到我面前，我抬头一看，发现是拉长阿强。
他指着我的鼻子骂，“废物！连这个都不会！”
我惊醒了，一身冷汗。
窗外，天已经蒙蒙亮。
宿舍里的人陆续起床，洗漱，赶着去上早班。
新的一天，又是重复的一天。
第三天。
我感觉自己已经是个熟练工了。
虽然还是会出错，但至少不会再手忙脚乱地把芯片弄掉。
我的大脑已经进入一种半麻木的状态，眼睛盯着流水线，手在机械地重复着动作。
我开始有闲工夫观察周围的人。
坐在我左边的是个四川妹子，很年轻，可能比我还小，手上却已经有了薄薄的茧。
右边是个三十多岁的男人，沉默寡言，休息的时候就拿出钱包，看里面一张发黄的照片。
我们之间没有任何交流。
在流水线上，每个人都是一座孤岛。
上午十点，是固定的休息时间，十五分钟。
所有人都像被按了暂停键一样，瞬间瘫在椅子上。
我去厕所洗了把脸，冰凉的水让我清醒了一点。
回到车间门口，我看到表姐正站在那里，和一个男人说话。
是我们的拉长，阿强。
表姐脸上带着讨好的笑，不知道在说什么，阿强还是一副爱答不理的样子。
我心里有点不舒服，但也没多想。
这种事，在这里大概很常见。
下午，我的状态越来越差。
长时间的重复劳动，让我的眼睛酸涩无比，看东西都开始出现重影。
一个不留神，我又把芯片插歪了。
更糟糕的是，我没有发现，那块有问题的电路板就这么流了下去。
直到流到后段的质检环节，才被发现。
刺耳的警报声突然响起。
整个车间都安静了下来。
阿强拿着那块次品，大步流星地走到我面前，一把摔在我的工作台上。
“李文峰！是不是你干的！”
他的声音像是要吃人。
我吓了一跳，看着那块电路板，点了点头。
“妈的，你眼睛瞎了吗？这么简单的活都干不好！”他指着我的鼻子破口大骂，“你知道这块板子报废了要赔多少钱吗？你知道因为你一个人，整条拉的产量都受影响了吗？”
周围的人都看着我，眼神各异。
有同情的，有幸灾乐祸的，但更多的是麻木。
我的脸一阵红一阵白，嘴唇哆嗦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屈辱，愤怒，委屈……所有的情绪瞬间涌了上来。
在学校，我虽然成绩不是顶尖，但也是老师眼里的好学生，从来没受过这种指责。
“我……我不是故意的。”我憋了半天，才挤出这么一句话。
“不是故意的？一句不是故意的就完了？”阿强冷笑，“我看你就是个废物！读书读傻了吧！滚！给我滚去后面仓库搬货！”
搬货。
那是对犯错工人的惩罚。
仓库里又热又闷，堆满了各种包装好的成品，我要把它们一箱箱地搬到指定的位置。
每一箱都沉得要命。
我咬着牙，一箱一箱地搬。
汗水顺着我的额头流下来，流进眼睛里，又涩又疼。
工衣湿透了，紧紧地贴在背上，又粘又痒。
我感觉自己的胳at a time.
我不知道自己搬了多久，只觉得两条胳膊已经不是自己的了。
就在我快要虚脱的时候，我听见有人在叫我的名字。
“文峰！”
这个声音……
我猛地回过头。
仓库门口，逆着光站着两个人。
一男一女。
女的穿着一条当时最时髦的碎花连衣裙，男的穿着一件干净的白衬衫。
是我的亲姐姐，李文娟，还有我的姐夫，赵军。
他们怎么会在这里？
我愣住了，以为是自己热出了幻觉。
“文峰！真的是你！”
姐姐快步向我跑来，看到我这副狼狈的样子，她的眼圈一下子就红了。
“你怎么……你怎么在这里干这个？”
她抓住我的胳膊，我的胳膊上全是灰尘和汗水，蹭了她一身。
姐夫也走了过来，他皱着眉头，看着我，又看了看周围堆积如山的货物。
“谁让你干这个的？”他问，声音很沉。
我张了张嘴，还没来得及说话，阿强就从后面跟了过来。
“哟，搬个货还有人探亲啊？”他阴阳怪气地说，“李文峰，你活干完了吗？没干完别想下班！”
姐姐猛地转过身，瞪着阿强。
“你是什么人？凭什么让我弟弟干这个？”
我姐是读过大学的，在市里的中学当老师，身上有股读书人的傲气。
阿强被她问得一愣，随即又恢复了那副嘴脸，“我是他拉长！他活干不好，不罚他罚谁？”
“他还是个孩子！刚来不懂事，你就不能好好教吗？”
“孩子？进了工厂，就没有孩子，只有工人！”阿强不屑地哼了一声，“你们城里人懂什么？赶紧走，别妨碍我们生产。”
“你……”我姐气得脸都白了。
“算了，文娟。”姐夫拉住了她，然后转向阿强，递上了一根烟，是“红塔山”。
阿强看到烟，脸色缓和了一点。
“师傅，我们是这孩子的家人，从老家过来的。”姐夫的语气很客气，“孩子不懂事，给您添麻烦了。我们想带他出去吃个饭，您看能不能行个方便？”
阿强接过烟，夹在耳朵上，斜着眼打量了一下我姐夫。
“吃饭？行啊。”他慢悠悠地说，“今天的活干完，爱去哪儿去哪儿。”
说完，他转身就走了。
“这都什么人啊！”我姐气得直跺脚。
“行了，别生气了。”姐夫拍了拍她的背，然后对我说，“文峰，你先去跟你们管事的请个假，我们出去说。”
我脑子还是一片空白，机械地点了点头。
我找到了表姐，她看到我姐和姐夫，也吃了一惊。
“姐？姐夫？你们怎么来了？”
“我们再不来，文峰都要被人欺负死了！”我姐没好气地说。
表姐的脸色有点尴尬，她帮我跟阿强请了假，阿强大概是看在姐夫那根烟的份上，很不情愿地准了。
我们走出了工厂。
外面的阳光刺眼得厉害，我眯了眯眼睛，才适应过来。
自由的空气，真好。
姐夫在工厂外面的小卖部买了几瓶汽水。
我们找了个树荫下的石凳坐下。
冰凉的汽水滑过喉咙，我才感觉自己活了过来。
“妈让你来的？”我问姐姐。
“不是。”姐姐摇了摇头，“我给你写信，你一直没回。我不放心，就跟赵军过来了。”
我这才想起来，姐姐确实给我写过信，寄到老家。但我走得匆忙，我妈可能忘了跟我说。
“你看看你，才几天，就瘦成这样了。”姐姐摸着我的脸，眼泪又快掉下来了。
“我没事，姐。”我躲开她的手，有点不自在。
“还没事？脸都快没肉了！”她又转向我姐夫，“赵军，你看看，这都什么地方啊！怎么能让文峰待在这儿！”
姐夫没说话，只是看着我，眼神很复杂。
“文峰，跟我们回去。”他说。
回去？
我愣住了。
回哪里去？回老家吗？
回去继续面对那些同情的、嘲笑的目光吗？
“我不回。”我几乎没有犹豫。
“为什么不回？”姐姐急了，“在这里有什么好？又累又受气，还挣不了几个钱！”
“我不想回去被人看笑话。”我低着头，看着地上的蚂蚁。
“谁看你笑话了？考不上大学怎么了？考不上大学就不是人了？”姐姐的声音有些激动。
“文峰，”姐夫开口了，他的声音总是那么平静，却很有力量，“我知道你心里憋着一股劲。你觉得高考失败了，没脸见人，想出来证明自己，对不对？”
我没说话，算是默认了。
“证明自己，有很多种方法。但不是在这里。”姐夫指了指不远处的工厂大门，“在这里，你耗费的是你的身体，你的时间，还有你的锐气。你每天累得像条狗，回到宿舍倒头就睡，你还有时间思考未来吗？你还有精力去学*吗？”
“你每天面对的，就是这些骂你‘废物’的人，久而久之，你会不会真的觉得自己就是个废物？”
他的一字一句，都像锤子一样，砸在我的心上。
是啊。
才三天，我就已经快被磨平了。
我开始怀疑自己，开始觉得，也许我真的就只配干这个。
“可是……我还能干什么呢？”我迷茫地问。
这个问题，从我知道高考成绩那天起，就一直在问自己。
我什么都不会。
除了读书，我什么都不会。
可我连书都读不好。
“跟我走。”姐夫说，“我带你去个地方。”
“去哪儿？”
“深圳。”
深圳。
这个名字，在九十年代，像一个闪闪发光的传说。
报纸上，电视里，天天都在说。
那是改革开放的前沿，是冒险家的乐园，是遍地黄金的地方。
“去深圳干什么？”我问。
“我在那边开了个小档口，在华强北，卖电子元件。”姐夫说，“刚起步，正缺人手。你过来帮我。”
我惊呆了。
我姐夫，一个和我姐姐一样，从我们那个小地方走出去的大学生，居然在深圳做起了生意？
“你……你不是在国企上班吗？”
“早辞了。”姐夫笑了笑，“铁饭碗是好，但一眼就能看到头。没意思。”
我看着他，感觉他整个人都在发光。
那种自信，那种对未来的笃定，是我身上完全没有的。
“可是……我什么都不懂。”我还是没底气。
“不懂可以学。”姐夫说，“你比我聪明，你读了那么多书，学这些东西肯定快。再说了，你是我小舅子，我还能坑你吗？”
姐姐也在旁边劝我，“是啊文峰，你就跟我们走吧。总比在这里强一百倍。你姐夫还能亏待你？”
我犹豫了。
一边是暗无天日的流水线，一边是充满未知的深圳。
我心里有个声音在呐喊：去！去深圳！
但另一个声音又在说：你行吗？你连插芯片都插不好，你去了能干什么？别又给你姐夫添麻烦。
“我……我得问问我表姐。”我找了个借口。
“你自己的事，自己做主。”姐夫看着我的眼睛，很认真地说，“文峰，你已经十八岁了，是个成年人了。你的人生，要自己选择，自己负责。”
自己选择，自己负责。
这句话，像一道闪电，劈开了我混沌的脑子。
是啊。
我不能总活在别人的安排里。
我妈让我来打工，我就来了。
现在，有一个新的机会摆在我面前，我为什么不敢抓住？
“好。”我抬起头，看着姐夫，“我跟你们去。”
姐姐的脸上露出了笑容。
姐夫也欣慰地点了点头。
“这才对。”他说，“走，先去吃饭，吃顿好的。”
那天晚上，姐夫带我们去了一家镇上最好的饭店。
他点了一桌子菜，有我最爱吃的红烧肉，还有一条清蒸鲈鱼。
我狼吞虎咽，感觉自己好像几百年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了。
表姐也被我们叫了出来。
她听说了我要走，愣了一下，然后笑了。
“好事啊。”她说，“跟着你姐夫，肯定比在厂里有前途。”
她的笑容里，有一丝我看不懂的羡慕。
“姐，”我给她倒了一杯酒，“这几天，谢谢你照顾我。”
“谢什么，一家人。”她端起杯子，跟我碰了一下，一口干了，“以后混好了，别忘了姐姐就行。”
我知道，她过得也不容易。
一个人在外面漂泊，每个月把大部分工资都寄回家里，供弟弟读书。
我们都是被生活推着走的人。
只是，我的面前，似乎出现了一条岔路。
吃完饭，姐夫去结了账。
我姐把我拉到一边，塞给我一个信封。
“这是什么？”
“钱。我跟赵军的一点心意。”她说，“你拿着，给自己买几件好点的衣服。到了深圳，不能穿得这么寒酸。”
我打开一看，里面是厚厚的一沓钱，至少有五百块。
“姐，我不能要。”我赶紧推回去。
五百块，那是我在厂里不吃不喝干三个月的工资。
“拿着！”姐姐把我的手按住，语气不容置疑，“你是我唯一的弟弟，我不疼你谁疼你？再说了，这钱也不是白给你的，等你以后挣大钱了，十倍还给我。”
我的眼眶又热了。
回到宿舍，我开始收拾东西。
其实也没什么好收拾的，就几件衣服，一床被子。
宿舍里的人都还没回来。
我坐在床边，看着这个我只待了三天的“家”，心里五味杂陈。
这里有我的屈辱，有我的汗水，但也是我第一次真正意义上踏入社会的地方。
它让我知道了，生活有多么不容易。
也让我明白了，尊严是需要靠自己去争取的。
表姐送我到宿舍楼下。
“文峰，”她叫住我，“你姐夫是个有本事的人，你跟着他，好好学。”
“嗯，我知道了，姐。”
“还有，”她犹豫了一下，还是说了出来，“以后……别那么犟了。有时候，低个头，不丢人。”
我明白她的意思。
她是指我对阿强的态度。
我点了点头。
“姐，你多保重。”
“行了，快走吧。”她挥了挥手，转身就上楼了，没有回头。
我看着她的背影，瘦弱，却很倔强。
我和姐姐、姐夫坐上了去深圳的汽车。
那是一种很豪华的大巴，座位是软的，还有空调。
车子开动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一眼。
“星光电子厂”那几个掉漆的红色大字，在暮色中渐渐远去。
再见了。
我心里默默地说。
我不会再回来了。
车窗外，夜色渐浓。
城市的灯火，像一条条流光溢彩的河，在我眼前铺开。
姐姐靠在姐夫的肩膀上睡着了。
我看着窗外，一点睡意都没有。
“在想什么？”姐夫突然问。
“没什么。”我摇了摇头，“就是觉得……像做梦一样。”
“这不是梦。”姐夫笑了，“这是现实。一个比你想象中更残酷，也更精彩的现实。准备好了吗？”
我转过头，看着他。
他的眼睛在黑暗中，亮得惊人。
我深吸了一口气，然后重重地点了点头。
“准备好了。”
我的大学，在那个夏天结束了。
但我的社会大学，才刚刚开学。
我知道，前面的路，一定不会平坦。
但这一次，我不想再认输了。
……
很多年后，当我已经在华强北拥有了自己的一片天地，我还会时常想起那个炎热的夏天。
想起那张三百二十七分的高考成绩单。
想起绿皮火车上硬邦邦的大饼。
想起流水线上刺鼻的锡焊味。
想起拉长阿强那张刻薄的脸。
也想起我姐姐和姐夫突然出现时，仓库门口那道刺眼的光。
那道光，不仅照亮了那个昏暗的仓库，也照亮了我灰暗的人生。
它告诉我，一次的失败，并不代表人生的终结。
只要不放弃，总会有新的路，在等着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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