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作者：小小条
1976年10月，我们联系乔安妮·薛勒，问她巴兰高教会的一些长者是否愿意造访马兰阁。我们希望他们能鼓励一下尚勇。乔安妮就和他们谈了此事。
起初他们的反应并不积极，说没有时间。后来经过祷告，其中三个人感觉他们应该去马兰阁，并决定自己支付费用。在我们发出邀请之后仅仅两个星期，这三个人就随乔安妮一起，在一天早晨搭乘飞机来到了马兰阁。飞机降落后，首先从机舱里钻出来的是马啸和亨利，接着是建安。
看到建安的那一刻，我们的感受真是难以描述，而建安看到我们的时候，却一点也不惊讶，他早就知道他会来这里。
那天白天，几个巴兰高人对当地人谈论我们的工作，却发现很难引起大家的兴趣。不过，他们仍然努力。到了晚上，已经聚集了一大批人。人们一遍遍地问有关神的创造、人的罪性以及为何撒旦被赶出天堂这些问题，巴兰高人都耐心地一一回答。后来再有人加入进来的时候，又会问同样的问题。接近午夜的时候，有人说：“朋友们，我们到此为止吧。总是回答同样的问题，你们会厌烦的。”但是建安回答说：“没关系，我很高兴回答你们的问题，直到你们满意为止。”
凌晨两点的时候，大家都回去睡觉了。第二天破晓，巴兰高人又和人们讨论起来，一直持续到次日的凌晨两点钟。建安后来对我们说：“他们非常感兴趣，否则就不会问那么多问题了。”
建安他们即将离开的时候，村里的一些老人恳求他们下次再来。尚勇也附和着说：“我们想听到更多的信息。你们能来向大家解答问题，这非常好。我曾经凭一己之力尝试过，但是太难了。”
因为建安多数时间里都和当地人在一起，我就问他这样的聚会是不是让他觉得很累。他说：“我有时候参加其他村子的聚会，那种聚会有时会持续好几天，我的确会感到非常疲惫。但是像这样的聚会，我就一点也不觉得累。”
巴兰高人走后，尚勇很快就回到翻译的工作上来了。我们一起工作得非常顺利，到十二月中旬的时候，我们离开了几个星期，去巴嘎巴过圣诞节。我们上飞机的时候，尚勇对我们说的最后一句话是：“请为我、我的家人以及整个马兰阁部落祷告。每天都要祷告啊！”我们向他保证我们一定会。
后来，我们决定在巴嘎巴多待一段时间，参加2月份开始的译稿修订研讨会，到时候我们会对《马可福音》的译稿进行修订和出版准备工作。因为尚勇不想整月都离开家人，我们就问有诚，有诚说愿意过来帮忙。
有诚及时赶来参加了研讨会。从我们对他的热情欢迎中，有诚也能看出他的出现让我们如释重负。有诚很快地安顿了下来，而且看上去和我们在一起让他很开心。每天白天，我们和另外一个同事一起，花上几个小时，用卡林加语的英文译本对我们的圣经翻译进行校对和检查。每天晚上，有诚就会针对白天检查过的章节和我们进行讨论。
每天早饭之前，有诚都去参加一个由研讨会其他语言小组成员组成的查经小组。他问了许多问题，大家甚至认为他在刁难他们。但是，有诚解释说，他是真的想了解，因为等他回到村子里的时候，面对那些想要质询他的人，他就知道该怎么回答了。
有诚那时候还不是信徒，他们对有诚的耐心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甚至当有诚觉得自己问问题的方式冒犯了他们的时候，他们仍然保持平和的态度，让有诚明显地感受到他们对自己的理解和体谅。有诚下定决心，要向他们学*。
后来，芦笛对我们说，有诚就像“已经成熟的稻子”。
我们再次见到有诚的时候，他满面春风地告诉我们他已经信主了。最后，他又补充道：“马兰阁的人们看到我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他们该惊讶不已地说，‘这真是有诚吗？’”
然后，他定睛看着我，坦率地说：“你们一家人来马兰阁，我真的非常高兴。之前我从未想到，我竟能读到用我的母语写成的书，但是现在，我们甚至翻译了一部分圣经。我希望《马可福音》的翻译能够成为一次最好的尝试。我回去以后，会和大家来分享这本书，也希望每一个卡林加人都能读懂它。”
有诚先于我们回到了马兰阁。走之前，他保证说，我们回到马兰阁后他会继续协助我们工作。谁知道，我们到马兰阁的时候，他却不在，也没有人能告诉我们原因。过了两天，我们收到了他写来的一封信，信中说他在省府塔布克，不过却并未提到他为何去那里。信的开头说：“布鲁斯、朱迪丝，我说过你们一回去我就在马兰阁等你们，但是感谢主，我当时并不在那里。”
这样的开场白把我们弄得有点儿糊涂，再往下读，信中又说：“我离开的这段时间，让别人帮忙接着翻译吧，我回来后会继续帮你们的。请勿担心我。”
没有了有诚的帮助，我们有些失望，不过，至少还有尚勇会和我们一起工作。
然而，更令人失望的是，尚勇太忙了，暂时帮不了我们。
从我们回到马兰阁开始，一个月过去了，有诚还是没有回来，我们也找不到愿意帮忙的人，我们又陷入了极度的沮丧之中。
1977年的复活节，我们又迎来了一年一度的巴兰高圣经大会。出人意料的是，这次有12个马兰阁人表示愿意参加。我们没想到有这么多人对福音感兴趣。我们虽然想让这12个人都参加，但申请的两架飞机却最多只能塞进9个人。
实际上，我们大可不必为让谁去或者不让谁去而犯愁。就在第一架飞机要启程的前30分钟，除了尚勇的叔父杜明国，其他人都不去了。杜明国从他的家里赶到飞机跑道时，发现只有他一个人要去，就开始找各样的理由，说他也去不了。
“以前巴兰高人杀人无数，”杜明国说道，“我可不想榜上有名！”我们向他保证说巴兰高人已经不像原来那样了。于是杜明国决定，既然他已经来了，倘若我们能再说服几个人和他做伴，他就会去。毕竟，他还是希望坐一坐飞机的。
虽然尚勇的拒绝让我们有些失望，我们还是成功地说服了另外三个喜欢冒险的人。其中有一个叫满武的长者，在该地区备受尊敬。满武当时说：“我去！我也想着坐一坐飞机呢！”就在刚爬进机舱的时候，他听到有人说大会要进行五天，于是大声抗议说：“我还以为只有一天呢。”说着就要起身下飞机。
这时，飞行员灵机一动，迅速地把满武推回到座位上，接着就关上了舱门。满武还打算反抗，却苦于无法打开舱门，只能勉强同意。再回到家的时候，满武已经是一个基督徒了。
当时，飞机上还有一个空位子。“物尽其用”是我们苏格兰人的一贯作风，这些位子是付了钱的，怎么着也不能让它空着。我还得再找一个人，随便谁都行！我环顾四周，第一眼看到了阿木，就问他愿不愿意去。阿木立即答道：“愿意！”
可是，我话一出口，就立刻后悔起来。我自责地想，怎么会偏偏问他呢！这无非是浪费钱罢了。因为阿木是个酒鬼，我们几乎没见他清醒过，让他去似乎毫无意义。但是，已经晚了，邀请已经发出，况且他也接受了，去就去吧。
奇妙的是，阿木一回来居然也信主了！
这五个马兰阁的代表一回来，就激动不已地谈论起他们各自对大会的感受。“我们不停地问问题，他们也不停给我们解答，从早到晚，又从晚到早。”满武这样说。
“几天下来我们都没合眼，”杜明国也补充道，“人们不断地来找我们交谈。我以前对于我侄子尚勇的这种信仰不知道该怎么办，他说的我也不相信。但是，我参加了圣经大会之后，听了许多人的介绍，和尚勇说的一模一样。尚勇下次再跟我说起来的时候，我就更容易相信啦！”
阿来说：“我看到了巴兰高人所发生的改变。我们马兰阁人也需要一本用我们自己的语言写成的圣经！”
阿木说：“我想要一本圣经，要英文版的，这样就可以多学一些东西。”于是我给了他一本针对英语为其第二语言的人编写的福音版圣经，这对他来说，会比其他大多数英文版圣经更容易读懂。可是，阿木拒绝接受。他把书还给我，说：“不是这个，我想要一本真正的圣经。”
我被弄糊涂了，不明白他在说什么。后来才知道，他在巴兰高看到的一本英文圣经，其封面有“圣经”字样，所以，其他书名的圣经他都不想要。
我虽然知道他的英文水平有限，最后还是给了他一本修
订标准版的圣经。
1977年4月，我们完成了《约翰福音》初稿的翻译，然后有诚就和我们一起对译稿进行研究和改进。工作进展很顺利，我和朱迪丝也盼着这本书的翻译能尽快完成。但是，有诚突然就不来了，没有任何解释。我们一个多星期都没见到他，有一天，我们在村子里远远地看到了他，他也似乎注意到我们，然后他掉头走掉了。第二天上午，我们听人说，他离开了马兰阁，又去了塔布克。
我问包龙鹏，是不是我们做了什么事情得罪了有诚。包龙鹏说，有诚这段时间没来工作，让他也很困惑。接着，我们发现，尚勇也已经差不多有两星期没来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
一天上午，我在马兰阁意外地看到了有诚。我们甚至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的。当我问他可否再来帮忙翻译时，有诚闪烁其词地推托说，他两三天后要去马尼拉。
这之后过了一个星期，有诚还没有走。于是我请求他说：“你能够帮我吗？只要三个星期就好，那样我们就能完成《约翰福音》的翻译了。”有诚低下头看着地面，似乎过了很久，他才开口，但是仍然不正视我的目光。他说：“我让我的内弟帮你吧。”说完，他就转身走了。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他的家门口，一股挫败感在我心里油然而生。
有诚的内弟对于和我们一起工作丝毫不感兴趣。不过，令人大受鼓舞的是，两天以后我们就另外找到了人手。当时，我们注意到阿来在读一本英文版的新约圣经，并且拿他在巴兰高圣经大会上所做的笔记作为参考。不过，他发现英文理解起来很困难，我就给了他一本用混杂语写成的新约，阿来说后者读起来就容易多了。
第二天，阿木对我们讲了他对学*圣经的渴望：“但是我只有你送给我的一本英文的圣经，而且很难读懂。我希望你们能加快翻译的进度。”
看到有这么多的人对圣经如此渴慕，我们备受鼓舞。但是，我们仍然感到沮丧——回马兰阁已经6个星期了，却找不到一个能帮助我们的人。
然而，阿木在他恳求我们加快翻译进度10天以后，自己提出了要帮我们修订《约翰福音》的译稿。用他自己的话说，其目的是“为了使译文言尽其意”。接着包龙鹏也参与进来。第一天结束的时候，我们进展神速，但也都累得够呛。
接下来的几天，我们的工作进行得非常顺畅。虽然每天都十分疲惫，但是当通读整个初稿，我们发现每天的工作都大有收获。之后，我们又花了几天时间，对经文一节一节地反复阅读和检查，目标是整理出一个最终的、高质量的稿子，然后交给翻译顾问进行审查。
与此同时，《马可福音》的译稿也已经在印刷了。在1977年的5月，我们收到了100本印刷好的《马可福音》。这可是圣经中第一卷以南卡林加语写成的书啊！当我们拆开包裹的时候，对我们来说，那真是一个特别的时刻。
然而，马兰阁的许多人却不像我们这般激动，他们对书感兴趣的人不多，想要读这本书的人也寥寥无几。
马兰阁村子附近能够用来种植蔬菜的地方非常少。当地人通常只要看到哪里适合，就在哪里种豆子或其他蔬菜，而且这些地方都在山坡上。他们在山坡上的菜地里干活的时候，常常会从陡坡上跌落下来，而且因为山坡比较陡，有些人会摔得很严重，偶尔还会有因为跌落或者遇到山体滑坡而丧命的情况。
说到我们最喜欢的肉类食物，其中之一是狗肉。我们第一次吃狗肉的时候是最痛苦的，即使和洋葱混在一起吃，也觉得难以下咽，后来我们竟爱上了它。有一次，在我们准备离开菲律宾，第一次回澳大利亚度长假之前，我们在马尼拉的暑期语言学院招待所吃午饭，主食是面条和猪肉片。我和朱迪丝发现，大卫和伊丽莎白都把猪肉推到了盘子边上，于是就让他们吃掉。伊丽莎白看着我们说：“我们不喜欢猪肉。”大卫也添油加醋地说：“我们只喜欢吃狗肉。”考虑到澳大利亚的文化*俗，我们就叮嘱两个孩子，吃狗肉的事情虽小，回去以后也不许再提。
说到吃水牛的心脏，这也是我们在菲律宾的重要饮食经验。有几次，有人家里宰杀了水牛，他们就热情地把一整颗心脏送给我们，对于初次品尝此物的我们，暂时还不能“整颗心”都扑在上面。不过，我们还是坚持吃了下去，后来竟然喜欢上了它，特别是和洋葱一起炒着吃。一颗水牛心脏够我们吃5天。
我们还有一种美味是一种体型很大的红蚁，叫araka。通常的吃法是把*小小的红蚁幼虫（有刚孵化出来的，也有稍大一点可以离开蚁穴的），统统放进锅里煮。不过，红蚁吃起来感觉一点也不像肉，甚至在咽下去的时候嗓子有点发痒的感觉。
我对动物的胃也没什么胃口，别人曾经送给我动物胃脏的一部分，里面还有未消化完的杂草。此外我们也尝狗的肝脏，吃起来还可以，但是明显不是我们最爱吃的。
每年，村里的小鸡都会感染上一种瘟疫，大批死掉。我们养的惟一一只小鸡也未能幸免于难。不过那只小鸡也没有被白养，它一死就被我们的邻居吃了。
一天下午，我们听说国家中学的地区主管桑切斯博士、他的助理门多萨先生以及其他教育官员将要去卢布阿甘，出席一个由汀拉堰、塔努丹、卢布阿甘等三个自治县的教师代表参加的大会。卢布阿甘距离马兰阁步行需要三个小时，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在大会上分享一下我们所做的工作。于是，我就和加入汀拉堰教师代表团的马兰阁老师们一起去了。
在大会下午的议程上，主席将出席的重要人物及学校的官员都介绍了一遍，最后又补充道：“这里还有一个人我要介绍一下，他来自海外，和他的妻子一起为卡林加的教育作出了贡献。他就是布鲁斯·葛雷登。”接着就是一阵热烈欢迎的掌声。当时，我被那种场面弄得有点难为情。
后来，我就被邀请到贵宾席就餐。当时天色很快就暗下来了，大家也都饿了，因而不等到点起灯就开始摸黑吃起来。因为光线昏暗，我小心翼翼地从几个盘子中取了一点食物，免得拿到我不喜欢吃的动物器官，或者含太多脂肪的肉类。后来我发现一种食物很好吃，就取了满满一盘子，并且决定不再继续冒险去尝试别的了，因为我的胃实在太敏感，对我来说这似乎是一种比较安全的策略。
就在我快要将满盘食物一扫而光的时候，灯亮了。我赫然发现，我正吃着的竟然是肥猪肉，以及煮得浓乎乎的猪血！我顿时感到一阵恶心和晕眩，好一会儿才清醒过来。
我的另外一次饮食的经历，发生在一次牧师主持证婚后的宴席上。
罗马天主教的宣教士们已经在南卡林加地区工作了几十年。威廉·多兹尔在他的《山里人》一书中记载道：“从1920年开始，有三个宗教团体曾在卡林加地区服侍：一个是罗马天主教的，另外两个是新教团体。卡林加人对基督信仰并未表示出多大的热情，实际归信的人非常少。该地区地势险峻，崎岖不平，雨季的时候几乎无法进入，宣教士们要服侍这样一大片山区的居民，在人员数量上一直存在非常大的缺口。”
整个自治县中唯一的牧师住在汀拉堰，大约一年来马兰阁一次。有一天，他来马兰阁为18对夫妇证婚，其中有一对夫妇已经有11个孩子了。其实多数成年人都已经按照当地*俗结了婚，不过，若他们再经由牧师证婚，那么他们的子女就能够受洗，并且得到一张受洗证书，可以作为他们年龄和身份的证明，有助于他们日后应聘城里的工作。
记得那天的证婚仪式结束之后，其中一对夫妇盛情邀请我以及其他大多数村民去他们家里。他们专门为该仪式宰杀了一头水牛，请我们去分享水牛的五脏六腑。当发现分给我的那一份中有一块肺片时，我顿时后悔地想，我出现在哪里不好，怎么在分食物的那一刻偏偏站在那里！然而，我还是拿起肺片，小心翼翼地放进嘴里，嚼了起来。
那种感觉就像嚼橡皮！我在那里嚼啊嚼，足足嚼了有10分钟，其间我曾好几次试着将其撕碎，咽到喉咙里去，但是那块肉每次又都翻上来。最后我放弃了，它实在无法下咽。于是我想，碰到这种情况，该怎么办才不至于违背当地的文化*俗呢？
最后，我偷偷地把肺片吐出来，放到盘子边上，生怕被别人看到，冒犯了谁。不料，坐在我旁边的一个老头看到了，说：“这块肉看起来容易嚼。”只见他拿起肺片，放到嘴里，并很快咽了下去！我本来或许还有一点胃口，想吃点别的什么东西，可是见此情景，我那仅存的一点食欲立刻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不过，老头对我很是感激，因为他的牙全掉光了。
对于蝌蚪我同样提不起什么兴趣。有一次我在爱民家做客，吃的就是蝌蚪。当时我心里想，把蝌蚪吃下去，应该是对爱民的友好和盛情款待的一种感激，于是决定顺从心中所想，就把那些蝌蚪吃下去了。
但是，我本应该靠头脑判断一下的。那些出生在稻田里、浑身黏糊糊、沾满了沙砾、以水牛的粪便为食的小蝌蚪们从此让我染上了痢疾，一辈子都挥之不去。
还有一次，有人拿了一种生长在稻田里、形状像蜗牛的小贝壳给我们吃，被我婉言谢绝了。但是朱迪丝却接受了人家的馈赠，并且很快就喜欢上了贝壳中那一小块肉，而且领会了用嘴把肉从壳中吸出来的诀窍。那声音听起来就像是接吻。
我们在巴嘎巴参加研讨会期间，维多利亚帮我们料理家务。其间，来自巴利格的芙姬带领她信主，后来她成为大卫和约翰·奥尔森的翻译助理。
一个月后，我们在澳大利亚的一个朋友克莱尔来菲律宾拜访我们和其他几个同事。在一次与维多利亚的谈话当中，克莱尔问起她的梦想和对未来的希望。维多利亚告诉克莱尔，她已经高中毕业（马兰阁的年轻人中，能读完高中的非常少）。她想继续上大学，将来当一名教师，但是，因为父母供养不起她继续读书的费用，她无法实现梦想。克莱尔答应资助她读完大学。
维多利亚对此充满感激，就在她将要完成文科的学士学位，准备应聘某个教职的时候，我们认为，她应该考虑去圣经学院深造。最后，在克莱尔的继续资助下，维多利亚向位于碧瑶市的菲律宾浸信神学院提交了申请。三年之后，维多利亚获得了神学硕士学位。
维多利亚获得了更大的发展。菲律宾翻译协会接受了她的申请，她成了一名翻译和文字工作者，工作于其家乡北部的卢布阿甘地区。
1977年10月初，我们的孩子就要出生了，于是我们可以暂时摆脱那种掺杂着喜悦和挫败感的生活，离开马兰阁，回到巴嘎巴。
10月21日这一天，是一个即特殊又难忘的日子：称其特殊，是因为我们的女儿爱玛在那一天出生了；称其难忘，则是由于爱玛出生时我们的一系列经历。
那天的凌晨一点半，朱迪丝开始出现产前阵痛。阵痛刚过去，朱迪丝就认真地说：“我觉得我们的孩子今天会晚些时候出生。”然而，一分钟之后，她又无可置疑地说孩子马上就要出生了。于是，我立刻冲到同事温斯顿和洛伊斯·邱吉尔的家里，把我们事先借下的那辆烈马福特车开过来，然后，又叫醒了邻居汤姆·黑德兰。他答应过我们在朱迪丝分娩时在家帮忙照看大卫和伊丽莎白。
然后我们立刻出发，赶往7公里外的拉穆特诊所。可是，汽车刚刚驶出1公里，引擎就熄火了。我们怎么也不相信会发生这种事。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可不是闹着玩的啊！
我刚把汽车推到路边，朱迪丝就大叫起来：“我等不及啦！”我把她挪到后座上，不一会儿，爱玛就出生了。
整个过程中，我们没有太过惊慌失措，这让我们自己也有些惊讶。当时，据朱迪丝自己说，感觉孩子一切正常。不过，我们却无法看清新出生的孩子，连他是男是女都不知道！我找不到车厢内灯的开关，那天也没有月亮，天上只有屈指可数的几颗星星，只够我们看到彼此模糊的轮廓。
于是我们大声祷告，祈盼一切平安。
过了几分钟，我们一致认为，此时是三更半夜，能够遇到过路人的可能性非常小。看来，我除了徒步跑回去，把我们进退两难的处境告诉温斯顿他们，已经别无选择了。在我离开之前，我想尽力帮助朱迪丝和孩子躺得更舒适一点，却似乎徒然无功。然后，我依依不舍地转过身，向巴嘎巴跑去。
一路上星光黯淡，我无法看清脚下的水泥路面，好多次都偏离大道，滑到铺着碎石子儿的路缘上。幸运的是我每次都能摇摇晃晃稳住身子，没有摔倒。不到10分钟，温斯顿家的房子就出现在眼前了，我冲到前门，一边用力咚咚地敲门，一边大声喊着他们的名字。
凌晨两点钟的这样一阵吵闹声惊醒了温斯顿，他很快就出现在门口。当认出是我的时候，温斯顿松了口气。我一看到他，就像一挺机关枪，语无伦次地说：“朱迪丝生了！在1公里外的福特车上！引擎失灵了，发动不起来！”
听我如此一说，温斯顿也觉得情势紧迫，他冲向摩托车，大声喊道：“快上来！”不一会，我们就回到了福特车上。温斯顿先看了看朱迪丝，确定她和孩子都没事，然后，他探到汽车仪表盘下面，扳开了车厢内灯。检查油量表的时候，温斯顿发现，原来输油管接到了备用油箱上，而备用油箱是空的。于是他将油管接回到装满汽油的主油箱上。最后，我驾车开往拉穆特的诊所。温斯顿则骑着摩托车在后面跟着，以防再出现什么情况。
诊所里漆黑一片。听到我急促的敲门声，一个医生和六个护士很快出来了。他们先打开发电机以提供照明用电，然后才剪断了朱迪丝和孩子之间的脐带。最后，朱迪丝在一旁的护士们目瞪口呆的注视下，从福特车里爬出来，自己走进了诊所。其中一个护士用敬佩的口吻说：“她真是太厉害了！”
检查完了之后，白乐德医生冲我嘿嘿一笑，说，“布鲁斯，你这个‘接生婆’做得真不赖呀！”
朱迪丝和爱玛在诊所待到下午，之后，因为母女两人看上去状态都还好，而且在诊所又没有人照顾，我们就回家了。不知道出于什么理由，医生收了我们25美元的“接生费”。
1977年发生了不少令人欢欣鼓舞的事情，其中之一是扫盲小组的成立。在当地，大多数男子能够识字，而妇女当中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人能够识字。我们希望能有人帮助这些妇女，让他们也能读懂圣经，于是邀请卡罗尔·波特和罗斯丽·布尔默（后来芭美·麦莫莉也加入进来）建立一个扫盲项目组。在之后的3年里，这3个扫盲专家激励了许多妇女来学*识字和阅读。同时，他们还培训了20个人来担任扫盲班的老师。
当这3个人离开扫盲项目组的时候，许多人对他们的援助做了见证。阿木说：“非常感谢这3位女士来教大家识字。在她们的帮助下，所有第一批学员现在都能阅读本地语言版本的《约翰福音》了。”
贾伟说：“我们真是太高兴了，因为现在我们学会了读书写字啦！”
当初，我们下定决心，要把圣经翻译工作进行到底。现在看来，我们已经取得了良好的进展。在到达马兰阁三年半的时间里，我们翻译并出版了《马可福音》和《约翰福音》。然而，我们非但没有更加士气高涨，反而变得越来越沮丧，情绪也常常变得消极，看不到事情发展中积极的一面。
更让我们感到难上加难的，是一些人对我们的反对，这常常让我们非常伤心，尤其是我。1977年快到年底的时候，我对尚勇说我们要回澳大利亚度假，尚勇说：“你们回去后最好别回来了，因为不会有更多的人相信耶稣了。”
这句话对我无异于致命一击。是的，我真的无法承受了，我不想干了。
当时，威克利夫圣经翻译协会的理事大卫·卡明斯也在菲律宾。他正在为准备回国休假的同事们主持一个讨论会。因为我们参加的是上一次的讨论会，所以这次就没有去。不过，我们还是意外地碰到了大卫，于是我就向他倾诉自己的感受。
“大卫，我不想干了！”我脱口而出。大卫吃了一惊，但他没有做声，等我继续说下去。“我们在这里苦多甜少。我们的儿子大卫得了肺结核。在村子里，我们的孩子们生病的时候，很难得到治疗。我想，让我们这样一个独木难支的小家庭在这里待下去，不是一个正确的选择，而且当地人也不想让我们留下来。我们所做的一切，他们也不感兴趣……”
“你想一想，”大卫打断了我，“你们在这儿的3年时间里，有没有一点效果？”
“有……”我犹豫着说，“有7个人信主了。”
大卫抓住我的肩膀，说：“布鲁斯，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你说他们不喜欢你待在这里，你说他们对你的工作不感兴趣，但是，现在已经有7个人信主了，这是多么美妙的事情，这是多么了不起的成绩！你知道，在澳大利亚，有多少教会40年都不曾见到有7个人信主啊！”
最后，我们决定不回澳大利亚，而是回到马兰阁再待一年，而那是我们终生难忘的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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