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留学

——吴贻才

所谓不打不相识，其实并非完全指的拳脚相向而后相识，当也包括各种形式的交往、较量和竞争状态。我与廖兄的相识乃至相知，就是在秋毫无犯中长久缔结下来的不解情谊。所谓不解情谊，其实也并非完全指的难解难分，容或还包括百思不得其解的意思。

廖兄何许人也？一个农村子弟。一个家境贫寒得善于自制豆腐乳的中学寄宿生。一个朴讷寡言、成绩优良、为人持重可靠但决不滥交朋友的家伙。中学生都富于竞争精神。但那竞争模式又多半只是大家拼着扯平了才心里舒服。我与他相交，当然是经过逐条逐项平衡比较一番之后才决定下来的。结果发现廖兄所有的长短处都与我不相上下。甚至连身体的高矮肥瘦，展现在脸部的那副尊容以及隐蔽在裆部的那套物件都有点儿狐狸莫说猫的彼此彼此。除了他父亲曾经参加过抗美援朝这一条我不敢比之外，其余大致都相差不到哪里去。然而那叫什么抗美援朝啊！月初才过的鸭绿江，月半间就用军车送回来了。还没来得及上战场，人已病倒在了医院里。连朝鲜是什么模样都没看清楚，当然更闹不清三八线画在什么地方了。虽说带回来有一本红色证书，还穿着志愿军服装照了一张相，但那也不见得就会让他的儿子因此而抖起来。

然而廖兄一点儿也没有抖的意思。他只是在我们洗温泉澡时说起的这些，此后便再也没听他提起过抗美援朝的事了。廖兄最大的优点就是从来不拿自己的长处去比别人的短处。倒是我常常有点儿憋不住气，有意无意中总爱强化自己的优越感。比如关于我的音乐天赋和得天独厚的家乡山水。他那条村子我常去，几幢砖瓦房，几条穿风巷，村前倒也平整得水田如镜，只是总使人担心一出门就会搞湿鞋。据说当年连日本鬼子都懒得进去。而我的家乡山是山水是水，砍柴拣直纹树，戽鱼挑大石斑，一年四季有看不完的花色品种。至于音乐，当大家还过不了视唱练耳这一关时，我已经懂得什么叫宽音程和窄音程了。不过这是将来作曲的基础，相信不会有太多人能走到这一步的。再就是我的三弦，随兴所至能弹出急风暴雨般的效果来，因而被选入了校文艺宣传队。所有这些，都是廖兄既神往而又无法攀比的。

冬天的学生宿舍四门透风，此外的八个窗户有七点二五个碎了玻璃。我们的被子薄得如同饭堂早餐的煎饼，于是合伙同铺便成了校园生活的一种时尚。我当然知道垫被要比盖被先脏快烂，便极力赞美廖兄的棉被是多么富有弹性。厚道的廖兄不仅乐于为人铺垫，在接济朋友上更富奉献精神。他自制的腐乳香辣可口，我惊异一顿竟能吃他大半瓶。腐乳吃多了便拼命喝茶，结果是垫被横遭了水灾。廖兄没有声张，只私下问我有什么毛病。我不敢归罪于腐乳，只说是来不及起床。第二天早早去占了单杠，晾一张尿被子如敌军投降的白旗。

毕竟廖兄的为人持重可靠，这决定了他政治思想要远比我成熟。他初中加入的共青团，高中便进了纠察队。入团我不敢奢想，但纠察队却实在有点儿羡慕。平时在校虽说只操一条红白相间的打狗棍，但若碰上有协助县看守所照管犯人的任务，就能挎上一支褪了子弹的冲锋枪。这时我觉得廖兄太不够朋友了，凭着他中队指导员的身份，为什么不能拉兄弟一把？在拐弯抹角的小便处里我一点儿也不拐弯抹角地说：“拖着一个政治思想上的落后分子，你又先进到哪里去呢?”不过很快我就发觉错怪了他，因为他竟亲自给我送红袖箍来了，而且还笑嘻嘻地说：“从今天开始，你也纠察队的干活。”当上了纠察队，还真给我挎过一回冲锋枪，任务是看管十六个犯人在公路边铲草。我闲在一旁没事干，就试着拆卸冲锋枪。结果是怎么也装不回去了，只好抱着一堆散件直到犯人收工。幸而也没有一个犯人想逃跑，不然我连个吓鸡的姿势都做不出来。

1970年的高中毕业生才真叫听天由命。无论升学还是参加革命工作，那所谓选拔推荐的录取原则任谁也拿不准成数。躺在学校的操场上我和廖兄经常作深夜长谈，白天那“服从需要”的决心此刻都化作了谋求生活出路的喟叹，一致认为乞食街头也强似呆在平原或山区的老家。

然而我做梦也没想到，幸运之神竟首先微笑着向我招手，地区文工团的一纸《通知书》就彻底改写了我的人生。年底探家的时候，我从车窗里见廖兄正挑着一担南瓜到公社小煤窑去，一个兴奋的招呼差点儿叫他哭出声来。正一路春风的我，很难设身处地地为他人着想。直到有一天自己也触了霉头，才真正体会到了“落伍”的苦楚。

那是在相隔一年之后，团长突然找我谈话，说是由于工作需要，决定把我调到新华书店去。这无疑是个晴天霹雳。那新华书店叫什么工作单位啊！还不及一个乐队人多。我真后悔当初没听乐队潘老师的话，是他极力主张我弹三弦而不要重新学扬琴的。并说三弦立刻就可以在乐池里派上用场。可我的三弦尽管在县里响遍了半壁河山，一到这大型剧团就显得太不起眼了，哪比得上扬琴在乐队中的显赫地位。然而这些

活思想我不敢暴露，却只说：“三弦太简单，就那么三根弦，也算乐器？”“放屁！”潘老师火了，“我的二胡才两根弦呢，就更不算乐器了？”如今眼看连三弦也弹不成了，于是便哭着对团长说：“放屁！音乐学院还读三四年呢，凭什么才一年就将我踢开？你们几个人商商量量就这样断送了一名音乐家！”然而偏偏也就在这个时候，我收到了廖兄从中山大学寄来的信。他被推荐选送上大学了。“哎哎，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夏天！”他说。巨大的落差，使我久久欲哭无泪。直到多少年之后，我通过刻苦自学，也终于拿到了函授大专文凭，才总算基本扯平。

廖兄学的是历史，但他至少有两个朝代序列概念含混。“唐宋明元清”，他说得溜光水滑，竟不知在哪里给中国历史打了个死结。而我学的是中文，也时不时要给他挑出语病。“经过多方抢救，终于回天无术。”他说除非是起死回生，否则在这里用“终于”就是意味着幸灾乐祸。有这么体察入微的语感和功力，他真该跟我调换一下文凭，然后各自拿了去谋求发展和进取。然而廖兄的发展进取并不倚靠什么文凭。他甚至连姜葱泡水可以治感冒的基本常识都没有，也照样能坐在大医院的办公楼里为几百名医生护士做鉴定。于是我也决定让我的文凭见鬼去！每日照样在书店接张待李并真正做到欢天喜地。

中学时代我们同窗秉烛，出来工作又同在—个城市。有高兴事我们第一个分享，有倒霉事我们第一个得知。找老婆互相出任参谋，给孩子取名首先参考对方的意见。几十年相识不算太久，几十年相知可谓太多。太多的相知便结下了这不解的情谊。不解的情谊更促使我们只有大家拼着扯平了才心里舒服。这会儿，廖兄的文章早频频见诸报刊了，并接二连三地拿奖，还堂而皇之地出版了散文集。问他还给不给我留碗饭吃，回答得让人极其放心：“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

廖兄不再是童孙，当然熟知田园耕织。成年人的竞争和较量，比起中学生来，又多了几分机巧，少了几分浮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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