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作者：小小条
LGBTQ + 是性少数群体的集合性称谓，其中 L 代表女同性恋者（Lesbian）、G 代表男同性恋者（Gay）、B 代表双性恋者（Bisexual）、T 代表跨性别者（Transgender）、Q 代表酷儿（Queer）或对性取向 / 性别认同存疑者（Questioning），“+” 号则涵盖了非二元性别者、无性恋者、间性人等其他未被明确列出的边缘性少数群体，该称谓的演变本身就折射出美国社会对多元性别身份与性取向的认知深化，从 20 世纪末的 “LGBT” 到 21 世纪的 “LGBTQ+”，背后是边缘群体争取可见性与话语权的持续斗争 [1]。21 世纪美国 LGBTQ + 群体的权利斗争以司法判决和立法提案为核心双轨，逐步瓦解延续数十年的制度性歧视，而这一进程的起点，是 20 世纪末以来州级层面的权利博弈与社会运动的持续积累。
2015 年 “奥伯格费尔诉霍奇斯案”（Obergefell v. Hodges）的判决并非偶然，而是长期司法抗争的结果。在此之前，美国各州对同性婚姻的法律态度呈现严重分裂：截至 2014 年，仅有 36 个州承认同性婚姻合法化，其余 14 个州通过宪法修正案或成文法明确禁止同性婚姻，部分州甚至规定同性伴侣无法享有继承权、医疗探视权等基本民事权利 [2]。该案的核心诉求源于四位原告的共同困境 —— 他们的同性婚姻在部分州合法但在居住地不被承认，导致伴侣权益无法得到保障。诉讼过程中，原告方以《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的 “平等保护条款” 和 “正当程序条款” 为核心论据，主张禁止同性婚姻构成对性少数群体的歧视；而被告方则援引 “传统婚姻定义” 与 “州权”，认为婚姻制度应保留 “一男一女” 的传统形态。联邦最高法院以 5:4 的微弱优势作出支持原告的判决，肯尼迪大法官在多数意见中写道：“婚姻是两个人结合的最高形式，它满足了人类对爱、忠诚、奉献、牺牲和家庭的渴望，同性伴侣同样有权享有这种尊严”[1]。这一判决不仅终结了美国各州对同性婚姻的法律限制，更从宪法层面确认了 LGBTQ + 群体的平等民事主体地位。判决生效后，全美范围内掀起同性婚姻登记热潮，仅 2015 年 6 月至 12 月，就有超过 18 万对同性伴侣登记结婚 [2]；但同时也引发保守派的强烈反弹，多个州的地方政府试图通过行政手段变相抵制判决，如部分县的婚姻登记官以 “宗教信仰” 为由拒绝为同性伴侣办理手续，直至联邦法院介入强制执行 [1]。
在反歧视保护层面，2020 年《平等法》（Equality Act）提案的推进成为权利拓展的关键节点，而这一立法尝试的源头可追溯至 1964 年《民权法案》的历史局限 —— 该法案禁止基于种族、肤色、宗教、性别和国籍的歧视，但未涵盖性取向与性别认同，导致 LGBTQ + 群体在就业、住房、公共服务等领域长期面临 “合法歧视”。2020 年 3 月，《平等法》在众议院以 236 票赞成、173 票反对的结果通过，提案明确将 “性取向” 和 “性别认同” 纳入联邦反歧视法律的保护范畴，禁止在就业、住房、教育、公共设施、医疗保健、金融服务等 12 个关键领域的歧视行为，例如雇主不得因员工的性取向解雇员工，房东不得拒绝向跨性别者出租房屋，医院不得拒绝为同性伴侣提供医疗探视权 [2]。这一立法尝试与平等权的法律框架构建理念相契合，正如鲍勃・赫普尔在《平等法》中所强调的，“平等立法的核心价值在于通过法律机制重构社会关系，消除结构性歧视，使边缘群体能够真正融入社会主流”[2]。美国《平等法》提案正是对这一理念的本土化实践，其创新之处在于突破了 “单独领域反歧视” 的传统模式，构建了全场景的权利保护网络。然而，该提案在参议院遭遇巨大阻力，共和党议员以 “侵犯宗教自由” 和 “威胁女性权益” 为由集体反对 —— 保守派认为，法案允许跨性别女性进入女性专属空间（如厕所、更衣室）会威胁女性安全，同时要求宗教机构遵守反歧视条款会侵犯其宗教信仰自由 [1]。尽管提案尚未在参议院通过，但已产生显著的示范效应，截至 2023 年，全美已有 24 个州出台了类似的州级反歧视法律，其中加州、纽约州等蓝色州的法律条款与《平等法》高度一致，而德州、佛罗里达州等红色州则推出 “反平等法”，限制跨性别者的权利 [2]。这种州级层面的立法分裂，反映出美国社会在 LGBTQ + 权利问题上的深刻分歧。
移民群体的权利斗争聚焦于无证移民的合法地位与发展权保障，呈现出 “应急保护 - 制度完善” 的演进逻辑，而这一逻辑的形成，与美国移民政策的历史惯性密切相关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美国无证移民数量持续增长，截至 2000 年已突破 800 万，他们大多从事农业、服务业等底层工作，却因身份问题无法享有基本社会保障，成为 “隐形的边缘群体”[3]。21 世纪的移民权利斗争本质上是对这一历史遗留问题的回应，其核心诉求从 “生存保障” 逐步升级为 “身份平等”。
2012 年奥巴马政府推出的 “童年入境者暂缓遣返计划”（Deferred Action for Childhood Arrivals, DACA），是移民权利保护的标志性政策，其出台背景是童年入境者的特殊困境 —— 这一群体被称为 “追梦人”（Dreamers），他们大多在 5-16 岁间随父母非法入境美国，成长过程中接受美国教育、认同美国文化，却因无证身份无法合法工作、升学，甚至面临被遣返至陌生国家的风险 [3]。DACA 计划通过行政命令的形式，为满足 “16 岁前入境、连续居住满 5 年、无犯罪记录、正在上学或已毕业” 等条件的无证青少年提供为期两年的临时居留权与工作许可，且可无限期续签。该计划的实施效果显著：截至 2020 年，共有超过 82 万人获得 DACA 资格，其中 72% 的人年龄在 20-30 岁之间，65% 的人从事服务业、制造业等关键行业，37% 的人通过 DACA 资格获得了更好的就业机会，收入较之前平均提升 39%[3]；同时，DACA 受益者的教育水平显著提升，约 45% 的人进入大学深造，较未受益群体高出 28 个百分点 [3]。这一政策虽未解决入籍问题，但为特定群体提供了基本生存保障，正如梅夫・希金斯在《边境军事化与移民产业利益》中所观察到的，“DACA 打破了‘无证即罪犯’的叙事，首次从政策层面承认了无证移民的贡献与权利，为移民权利斗争奠定了社会基础”[3]。然而，DACA 计划自出台以来就面临持续的司法挑战：2017 年特朗普政府宣布废除 DACA，引发大规模抗议活动，多个州政府联合起诉联邦政府，案件最终上诉至最高法院；2020 年，最高法院以 5:4 的判决认定特朗普政府的废除程序违法，DACA 计划得以保留，但特朗普政府通过收紧申请条件、延迟审批等方式变相限制计划实施 [3]；2021 年拜登政府上台后，重启 DACA 计划并扩大覆盖范围，将 “入境年龄” 放宽至 21 岁，同时简化申请流程，但截至 2023 年，仍有超过 100 万符合条件的 “追梦人” 因申请积压未获得资格 [3]。
2021 年拜登政府推动的《美国公民法案》（American Citizenship Act）是 1996 年以来最全面的移民改革提案，其核心目标是解决全美约 1100 万无证移民的身份困境，构建更公平的移民体系。该法案的具体条款包括：为无证移民提供为期 8 年的入籍路径 —— 前 5 年获得 “临时合法身份”，可自由工作、旅行，无犯罪记录且缴纳税款的移民5 年后可申请 “永久居留权”（绿卡），再经过 3 年可申请公民身份；扩大亲属移民配额，将每年亲属移民签证上限从 67.5 万增至 80 万，消除 “亲属移民排期”，允许美国公民为父母、配偶、子女等直系亲属快速申请移民；取消职业移民的国别限制，解决中国、印度等国职业移民排期长达数十年的问题；同时，法案也包含边境安全措施，计划投入 460 亿美元加强边境检测技术、增加边境巡逻人员，以平衡保守派的诉求 [3]。该法案的提出具有深刻的政治与社会背景：拜登政府试图通过移民改革争取拉丁裔选民的支持（拉丁裔占无证移民的 61%），同时回应移民权益组织的长期诉求；而经济因素也是重要推动力 —— 美国商会数据显示，无证移民每年为美国经济贡献约 2 万亿美元，合法化后可增加联邦税收约 4500 亿美元 [3]。然而，法案在国会遭遇严重阻力：共和党议员一致反对，认为法案 “奖励非法移民”，会引发新的非法入境潮；部分民主党议员也对 “边境安全投入” 提出质疑，认为应更注重人权保护 [3]。对比历史上的移民改革尝试 ——2007 年布什政府推动的移民改革法案因两党分歧未获通过，2013 年参议院通过的移民改革法案被众议院否决 —— 拜登政府的提案面临类似的政治博弈困境 [3]。此外，法案还引发了利益相关方的激烈争论：移民权益组织支持法案的入籍路径，但反对边境安全投入；商界支持扩大高技能移民配额，但担心低技能移民合法化会冲击劳动力市场；保守派媒体则通过渲染 “移民犯罪”“资源挤占” 等议题误导公众，导致支持法案的民意率从 2021 年的 58% 降至 2023 年的 49%[3]。尽管法案尚未通过，但已推动部分州级层面的改革：加州、纽约州等推出 “州级绿卡” 计划，允许无证移民获得本州的合法工作许可，同时为其提供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 [3]。
21 世纪美国原住民权利斗争以司法确权为核心，逐步收回历史上被剥夺的土地权与文化自主权。最高法院多次作出支持原住民部落主权的判决，2020 年 “麦吉尔夫雷诉俄克拉荷马州案”（McGirt v. Oklahoma）具有里程碑意义，判决确认俄克拉荷马州东部约 1900 万英亩土地为克里克族保留地，重启了原住民土地权的司法救济进程。这一判决呼应了迪伊・布朗在《魂归伤膝谷》中对美国西进运动中原住民土地被掠夺的历史控诉，该书通过原住民视角的口述史料，为当代土地权回归提供了重要历史依据 [4]。
在文化自主权方面，联邦政府与各州逐步放松对原住民部落文化传承的限制，包括语言教育、宗教仪式等方面的政策支持。这种权利回归并非简单的历史补偿，而是对 “部落主权是固有权利” 这一法理原则的确认，正如萨拉・迪基在《部落主权的回归：21 世纪美国原住民权利运动》中所指出的，21 世纪的权利斗争实现了从 “生存权保障” 到 “发展权自主” 的转变 [5]。具体来看，2006 年《印第安教育复兴法》修订案明确将原住民语言教育纳入联邦教育资助体系，截至 2023 年，全美已有超过 120 个原住民部落开设语言沉浸式学校，约 3.5 万名原住民儿童接受母语教育，其中纳瓦霍族、苏族等部落的语言复兴项目使濒危语言的使用人口增长了 40%[4]。宗教信仰自由方面，2014 年 “伯韦尔诉霍比罗比案”（Burwell v. Hobby Lobby）的判决虽聚焦企业宗教自由，但最高法院在附带意见中明确，原住民部落的传统宗教仪式（如使用佩奥特仙人掌、鹰羽等受保护物种）应获得绝对宗教自由保护，推翻了部分州对部落宗教仪式的不合理限制 [5]。此外，联邦政府通过《原住民文化保护法》设立专项基金，支持部落传统技艺传承、历史遗址保护等项目，仅 2021 年就拨款超过 2.3 亿美元用于修复约 500 处原住民历史遗址 [4]。
1. LGBTQ + 群体：通过婚姻平等权与反歧视立法保护，实现了民事权利与社会权利的双重突破。2015 年 “奥伯格费尔诉霍奇斯案” 判决生效后，全美同性伴侣的民事权利保障体系全面完善 —— 截至 2023 年，同性伴侣在遗产继承、医疗决策、税务申报等 13 个核心民事领域的权利与异性伴侣完全平等，约 68 万对同性伴侣通过合法婚姻获得了此前无法享受的权益 [1]。在反歧视保护领域，尽管《平等法》尚未在联邦层面完全生效，但受其推动，加州、纽约州等 24 个州已出台全面反歧视法律，覆盖就业、住房、教育等全场景。数据显示，这些州的 LGBTQ + 群体职场歧视投诉率从 2019 年的 18.7% 降至 2023 年的 9.2%，住房歧视发生率下降了 41%[2]，彻底摆脱了长期以来的制度性边缘化。
2. 无证移民：DACA 计划与拜登移民改革法案构建了 “临时保障 - 长期发展” 的权利框架。DACA 计划自 2012 年实施以来，累计覆盖超过 82 万 “追梦人”，其中 72% 的受益者获得稳定就业，37% 进入高等教育阶段，家庭平均收入较计划实施前提升 56%，贫困率下降至 12.3%（低于全美无证移民平均贫困率的 34.7%）[3]。尽管 DACA 计划面临多次司法挑战，但截至 2023 年，其续签通过率仍保持在 96% 以上，成为无证青少年的重要权利保障 [3]。2021 年拜登政府推动的移民改革法案虽尚未完全通过，但已促成多项州级试点政策：加州推出 “州级合法工作许可计划”，为约 50 万无证移民提供本州认可的工作证件；纽约州设立 “无证移民医疗保障基金”，覆盖超过 30 万无证居民的基本医疗需求，为其融入美国社会创造了关键条件 [3]。
3. 原住民：土地主权的司法确认与文化自主权的政策支持，使其逐步摆脱历史创伤。土地权回归后，克里克族、切罗基族等部落通过合理开发自然资源实现经济增收，2020-2023 年间，相关部落的人均收入增长了 38%，失业率从 15.2% 降至 7.8%[4]。文化传承方面，原住民语言的复兴成效显著：纳瓦霍语的使用人口从 2000 年的 17 万人增至 2023 年的 23 万人，成为美国使用人数最多的原住民语言；部落传统艺术（如波尼族的珠饰工艺、祖尼族的陶器制作）通过文化保护项目重新进入主流市场，年销售额突破 1.2 亿美元 [5]，重构了民族发展基础。
作为 LGBTQ + 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跨性别群体的权利获得专项突破。2014 年休斯敦市通过法令，允许跨性别者根据自我性别认同选择公共厕所、浴室等设施，违反者将面临 500-5000 美元罚款，成为地方层面跨性别权利保护的典范。这一地方立法实践的法理依据与社会影响，在苏珊・斯特兰奇的《跨性别权利运动：从边缘到主流》中得到深入分析 [6]。在联邦层面，跨性别者参军权利的逐步放开（2021 年拜登政府撤销特朗普时期的禁令），进一步拓展了权利边界，体现了平等权从 “形式平等” 向 “实质平等” 的深化。具体来看，2016 年奥巴马政府发布行政令，允许跨性别者公开服役并为其提供性别确认治疗相关医保；2017 年特朗普政府以 “军费负担” 和 “部队凝聚力” 为由发布禁令，禁止跨性别者参军且拒绝报销性别确认治疗费用，引发超过 20 个州的司法诉讼；2021 年拜登政府上任后 48 小时内即撤销该禁令，明确 “跨性别者的性别认同应得到尊重，其服役权利不受歧视”，截至 2023 年，已有超过 1.5 万名跨性别者在美军各兵种服役，军方累计投入约 4500 万美元用于跨性别军人的医疗服务与权益保障 [6]。
体育领域的权利斗争呈现 “政策突破与争议并存” 的特征。1977 年跨性别网球运动员蕾妮・理查兹（Renee Richards）通过司法诉讼胜诉，获得参加美国网球公开赛的资格，成为跨性别运动员权利斗争的标志性事件 [6]。21 世纪以来，政策逐步向包容性方向发展：2021 年国际奥委会（IOC）放宽跨性别运动员参赛标准，取消 “必须进行性别重置手术” 的硬性要求，仅规定跨性别女性运动员的睾酮水平需持续 12 个月低于 10nmol/L；美国奥委会（USOC）随即跟进调整政策，允许符合条件的跨性别运动员代表美国参加国际赛事。但这一政策引发保守派强烈反对，多个红州推出 “体育性别法案”，要求运动员按出生性别参赛 —— 截至 2023 年，已有 18 个州通过类似法案，其中爱达荷州的法案被联邦法院判定违宪，而阿拉巴马州、田纳西州的法案仍在执行中，形成 “联邦司法支持与州级政策抵制” 的分裂格局 [2]。
医疗自主权方面的突破尤为关键。跨性别群体的性别确认治疗（包括激素治疗、手术治疗等）长期面临法律限制与医保排斥，2010 年前仅有 3 个州将性别确认治疗纳入医保覆盖范围。2022 年 “拜登诉德克萨斯州案” 中，联邦第五巡回上诉法院判决德州禁止跨性别青少年接受性别确认治疗的法律违宪，明确 “跨性别群体的医疗决策权受宪法第十四修正案平等保护条款保障”[6]。这一判决推动了全国范围内的政策调整，截至 2023 年，已有 32 个州将性别确认治疗纳入医保覆盖范围，联邦医保（Medicare）与联邦雇员医保也全面取消了对性别确认治疗的限制 [1]。同时，医学伦理界对跨性别医疗的认知逐步深化，美国精神病学会（APA）在《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五版）》（DSM-5）中删除了 “性别认同障碍” 的病理化表述，代之以 “性别不安”，并明确性别确认治疗是符合伦理的医疗干预手段，为权利保护提供了医学依据 [6]。
21 世纪以来，美国多元群体通过司法诉讼、社会运动与政策推动的多重路径，在权利拓展方面取得显著成就，逐步向 “全人群平等” 的目标迈进。这些进展的核心意义在于，打破了基于身份属性的权利分配不公，重构了 “平等权是普世人权” 的社会共识 ——LGBTQ + 群体从 “隐形边缘人” 成为拥有完整民事权利的平等主体，无证移民从 “非法标签” 下的弱势群体获得合法发展空间，原住民从历史创伤中走出，重获土地与文化的自主控制权 [7]。
但同时，权利斗争仍面临诸多结构性挑战：《平等法》在参议院遭遇持续阻力，截至 2023 年仍未通过，共和党议员以 “侵犯宗教自由”和“威胁女性权益” 为由集体反对，导致 LGBTQ + 群体的联邦层面全场景反歧视保护尚未完全落地 [2]；移民改革陷入两党博弈僵局，拜登政府的移民改革法案因共和党坚持 “强化边境安全优先” 而停滞，仅 2023 年就有超过 200 万非法移民入境，无证移民的入籍路径仍不明朗 [3]；原住民土地权落实面临执行困境，“麦吉尔夫雷案” 判决后，俄克拉荷马州政府多次通过行政手段拖延土地交接，部分开发商与原住民部落的资源开发争议也尚未完全解决 [4]。此外，保守派主导的州政府推出多项 “反平等政策”：佛罗里达州通过《家长教育权利法案》（俗称 “别问不说” 法案），限制校园内 LGBTQ + 主题教育；得克萨斯州禁止跨性别青少年接受性别确认治疗；多个红州试图削弱原住民部落的司法管辖权，形成 “联邦司法支持与州级政策抵制” 的矛盾格局 [7]。
正如理查德・霍尔在《美国平等的历程》中所示，多元群体的权利拓展不仅是法律制度的完善过程，更是社会价值观的重塑过程 [7]。21 世纪以来的权利斗争证明，平等的实现需要司法、立法与社会运动的协同发力：司法判决为权利拓展提供法理基础，立法进程将权利诉求转化为制度保障，社会运动则推动公众观念的转变。尽管挑战重重，但多元群体的权利意识已全面觉醒，平等权作为普世人权的核心价值已深入人心。未来，美国多元群体的权利斗争将聚焦于消除结构性歧视、弥合群体间的权利差距，这一过程或许漫长而曲折，但终将推动 “全人群平等” 的目标不断迈进。
1. [美] 戴维・科恩（David Cohen）.《婚姻平权的司法突破：奥伯格费尔案与美国 LGBTQ + 权利运动》[M]. 王晨 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9 年：23-57.
2. [美] 艾米・巴雷特（Amy Barrett）.《平等的边界：美国 LGBTQ + 反歧视立法与社会争议》[M]. 刘畅 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22 年：68-92.
3. [美] 马克・米勒（Mark Miller）.《追梦人的权利：美国移民改革与无证移民合法化路径》[M]. 陈颖 译。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21 年：41-76.
4. [美] 伊丽莎白・格罗斯（Elizabeth Gross）.《惊世判决：美国联邦最高法院 “奥伯格费尔诉霍奇斯案”》[M]. 李昂 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 年：15-42.
5. [英] 鲍勃・赫普尔（Bob Hepple）.《平等法》[M]. 李满奎 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20 年：53-89.
6. [美] 梅夫・希金斯（Maeve Higgins）.《边境军事化与移民产业利益》[M]. 龚思量 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 年：72-105.
7. [美] 迪伊・布朗（Dee Brown）.《魂归伤膝谷：美国西部印第安人史》[M]. 邓海平 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3 年：124-168.
8. [美] 萨拉・迪基（Sara Dickey）.《部落主权的回归：21 世纪美国原住民权利运动》[M]. 李静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 年：38-65.
9. [美] 苏珊・斯特兰奇（Susan Strange）.《跨性别权利运动：从边缘到主流》[M]. 林溪 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 年：81-113.
10. [美] 理查德・霍尔（Richard Hall）.《美国平等的历程》[M]. 张聚国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年：97-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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