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贸易已经成为国际贸易的主流，这是不可逆转的趋势。各国在参与国际竞争的同时，有必要降低贸易壁垒，参与全球国际分工，融入全球产业链，实现自身经济发展。（视觉中国/图）

（本文首发于2019年6月20日《南方周末》）

早在几千年前，就发生了跨国贸易。从此，世界各国各地区的联系更加紧密，合作与竞争并存。长期以来，贸易一直是国家间经济联系的重要方式。当代发达国家的崛起得益于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

15、16世纪开辟海上新航路的葡萄牙和西班牙，17世纪被称为“海上马车夫”的荷兰，18世纪称霸世界的英国，19世纪末异军突起的美国，二战后迅速崛起的日本，都在这些国家的崛起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世界各国相互依存，自由贸易已成为大势所趋。然而，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频繁抬头，半个世纪以来自由贸易的步伐突然放缓。

我们有必要从世界贸易历史和理论的角度来解释为什么我们必须坚持自由贸易和反对贸易保护主义。

贸易起源：东西方自由贸易主张政府不必干预国际贸易，使商品在国际市场上自由竞争，资源得到最有效的利用，参与贸易的双方都将受益。自由贸易理论是国际贸易理论的核心和主流，它源于自由贸易的实践。早在几千年前，

自由跨国贸易活动始于地中海地区。

在古代世界，交通不发达，各国被地理障碍和距离所分隔，国际贸易主要是区域贸易。此时，可以称之为国际贸易的是地中海国家之间的贸易。地中海东岸的腓尼基人是有记载的最早的商人，他们利用地中海发展了航海技术。

与远至好望角的地中海国家的贸易几乎垄断了地中海贸易。腓尼基人灭亡后，希腊人获得了地中海贸易的垄断权。经过三次战争，罗马人获得了地中海的统治权，并建立了横跨亚欧非三洲的环地中海贸易区。

贸易区的关税极低，不受海盗和国界的阻碍。大量的港口建立起来，贸易空前繁荣。

中世纪后期，威尼斯人和热那亚人成为地中海贸易圈的霸主。他们直接与阿拉伯和波斯的商人进行贸易，然后阿拉伯人和波斯人与东方建立了联系。随着11世纪后意大利北部、波罗的海和黑海城市的兴起，

贸易范围扩大到北海、波罗的海和黑海沿岸，形成波罗的海和北海贸易圈。随着北欧城市的兴起，城市手工业发展起来，促进了国际贸易，国际贸易又促进了北欧的市场化。长期的自由贸易为欧洲国家积累了大量财富。

它为市场化发展奠定了基础，也为自由贸易理论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实践积累。

古代世界的东方也发生了活跃的国际贸易，以中国为中心，形成了包括日本、朝鲜、东南亚和中南半岛（越南等国）在内的东亚贸易圈，以及连接东西方贸易的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汉代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了丝绸之路。

中国也开始与东亚国家进行贸易。到了隋唐时期，中国的对外贸易达到了顶峰。中国出口了大量的丝绸、陶瓷、铁器、书籍等。以及从东亚国家进口的玉器、银器、人参和西方国家的手工制品。

到了宋代，由于北方商路的阻断，海上贸易空前繁荣。泉州、广州等地都有港口，出口丝绸、瓷器、茶叶等。进口黄金、白银和珠宝等。在此期间，与中国进行贸易的国家遍布亚洲、欧洲、非洲和美国。随着自由贸易的扩大，

古代中国成为古代世界经济最发达的国家。

明清时期，中国出现了比较发达的商品经济，但在此期间，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东亚国家实行海禁政策，禁止对外贸易，这严重阻碍了东西方的文化和经济交流，加强了自然经济，使东亚国家失去了利用国际贸易开拓海外市场的机会。

刺激资本扩张和促进工业化的机会最终将脱离国际发展的大趋势。

东西方不同的对外贸易态度带来了截然相反的结果。在积极对外开放和实行自由贸易的西方，专业化和分工在欧洲充分发展，促进了欧洲后来工业革命的出现和经济的腾飞。随着东方从开放走向封闭，经济也从繁荣走向衰退。

直到战争打开了大门。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发达经济体一旦闭关锁国，国家只会面临倒退，只有开放和自由贸易才是发展经济和保持繁荣的唯一途径。

古代世界，国际贸易在各国的实践经验中摸索前进，出现了经济开放的西方世界和经济封闭的东方世界。没有理论指导的贸易政策是短视的，当前的外交政策只会使东方选择封闭，失去经济进一步发展的机会。

然而，活跃的西方不断扩大对外交流，积累了大量自由贸易实践，刺激西方学者不断思考国际贸易理论，最终提出自由贸易理论指导贸易实践。

比较优势理论诞生的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西方国家发生了工业革命，生产力大大提高。机械化大规模生产需要投入大量原材料，因此有必要开辟新的供应地和海外市场。自由贸易已经成为这些国家的需要，

也是现阶段国际贸易发展的主题。在此背景下，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先后提出了具有自由贸易思想的绝对优势理论和比较优势理论，为自由贸易提供了理论基础。

18世纪中期，英国工业发展遥遥领先，成为世界贸易中心。然而，重商主义倡导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阻碍了英国经济的发展。英国迫切需要从理论上打破奖励和限制入境、反对金银外流的想法，实行自由贸易和自由竞争，大量进口原材料。

发展工业。

在这种背景下，亚当斯密发表了《国富论》号文章猛烈抨击重商主义，并首次提出主张自由贸易的绝对优势理论。绝对优势理论认为国际分工是分工的最高阶段，

国际贸易产生和发展的原因是基于绝对优势的国际分工。绝对优势源于地理、环境、土地和气候等自然资源以及技术发展等后天条件的差异。如果一个国家拥有其中一项优势，那么该国某种商品的生产率将高于其他国家。

成本绝对低于其他国家，形成绝对优势。各国应根据最有利的条件进行分工，只生产本国最有利的产品，通过国际贸易交换其他国家绝对优越的产品，使所有国家都能获利。在政策上，亚当斯密主张自由贸易，

人们认为，只有当所有国家的政府都不干预国际贸易，并使所有国家的商品在国际市场上自由竞争时，资源才能得到最有效的利用，才能比在封闭经济中获得更多的商品，物质财富才能最大化。

绝对优势理论暗示国际贸易双方在一种商品上具有绝对优势，这使得绝对优势理论无法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一国生产的各种产品的成本高于其他国家，即它们处于绝对劣势，贸易是否会发生。因此，理论上，

比较优势理论是绝对优势理论的完善和发展。实际上，比较优势理论是在英国企业家争取自由贸易的过程中产生的。

1815年，英国修订《谷物法》，禁止谷物进口，这导致国内谷物价格上涨；粮食进口限制也引起了对方的报复，工业品出口减少，极大地损害了企业的利益。英国企业家渴望废除《谷物法》，

实行自由贸易。

在此背景下，大卫李嘉图提出了比较优势理论。根据比较优势理论，国际贸易中的决定性因素不是产品的绝对成本，而是比较成本。各国应根据“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原则互换产品，生产出口成本更低的产品。

进口成本相对较高的产品，形成互惠互利的国际分工和贸易。李嘉图提倡自由贸易政策。他认为，在没有政府干预的自由贸易条件下，商品在世界市场上自由竞争，通过分工和贸易充分利用资源，贸易双方都有利可图。

比较优势理论构成了自由贸易的理论基础。

绝对优势理论和比较优势理论通过揭示国际贸易的原因论证了自由贸易的必要性，并在英国发展的重要转折点上提供了正确的理论指导。在绝对优势理论的指导下，

英国放弃了重商主义的贸易保护政策；在相对比较优势的论点下，英国废除了《谷物法》。自由贸易理论直接促进了英国自由贸易的发展，为英国提供了大量的原材料供应和广阔的海外市场。

它极大地促进了英国工业的发展，英国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成为了“世界工厂”。继英国之后，荷兰和比利时开放市场，实行自由贸易政策，迎来了西方国家自由竞争的时期。虽然每个国家的情况不同，但它们都受益于自由贸易。

据统计，从1820年到1850年，国际贸易额增加了两倍，从1850年到1876年，国际贸易额又增加了两倍。理论和事实证明，自由贸易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

贸易保护主义理论接下来，我们来分析两种典型的贸易保护主义理论。

一是重商主义。它认为金钱是财富的唯一形式，国内贸易无法扩大国家的整体财富。为了获得财富，除了开采金矿和银矿外，就是发展对外贸易，因此必须保持贸易顺差，使金银流入中国。同时，它强调国家干预的对外贸易政策。

促进出口。早期的重商主义强调多卖、少买或不买，而后期的重商主义鼓励向国外出口货币，以扩大对外国商品的购买，但应设立关税以确保贸易顺差；在贸易政策上，英国、葡萄牙、西班牙等接受重商主义并颁布法律。

管理对外贸易。

重商主义产生于封建社会，是最早的国际贸易理论。该理论也错误地把金银看作唯一的财富，错误地把贸易顺差等同于收入超过消费的差额，并且把贸易顺差与金银等贵金属的流入作为唯一的政策正确目标，

没有正确地认识到国际贸易对促进社会财富积累、生产力发展以及人类福利的提高的作用。很快，重商主义的贸易保护思想与经济现实脱节，强调顺差、降低进口使大量原材料无法进入国内，

无法适应英国当时机械化大生产的实践，在古典贸易理论的批判下，欧洲各国开放国内市场，迎来经济发展的大高潮。

二是幼稚产业保护理论。19世纪初，产业革命在英国和法国深入发展，此时美国成为英国原材料供应地和工业品销售地，经济落后，工业发展尤甚。美国大革命后，经济受到严重破坏，百废待兴。

美国财政部长汉密尔顿在1791年向国会提交的《关于制造业的报告》 中提出排除竞争、保护国内产业发展的观点。他认为应加强政府干预，

提出提高进口关税、限制重要原材料出口、限制改良机器设备的输出、政府以津贴和奖励的方式鼓励国内工业发展、吸引外资等措施。汉密尔顿承认贸易保护主义会导致国内物价上涨，但产业发展起来后，

供给增加产品价格就会下降，此时美国就可以实行自由贸易的政策了。

1825年李斯特访问美国，受汉密尔顿贸易保护思想的影响，又目睹到美国贸易保护政策初具规模后，提出幼稚产业保护理论，提倡在德国实施贸易保护。他认为，生产力的发展比单纯的财富积累更为重要，

贸易保护政策短期内会使德国工业品价格提高，但是国内工业发展起来后，工业品的价格就会下降甚至低于国际市场；他把国家发展划分为五个阶段，即原始未开化时期、畜牧时期、农业时期、农工业时期和农工商时期，

前三个阶段主要发展农业，应采取自由贸易政策，农工业时期追求工业发展，应采取贸易保护政策，最后一阶段追求商业扩张，应采取自由贸易政策；他确定了贸易保护政策的对象和时间，认为只有幼稚产业才需要保护，

保护期以30年为限，主要手段是关税。

李斯特幼稚产业保护理论的提出标志着贸易保护理论的完全形成，不过这种理论认为贸易保护政策是暂时的、过渡的，应随着生产力的提高逐步放松贸易管制，最终实现自由贸易。

无论是重商主义强调的贸易顺差论还是幼稚产业保护理论都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发生的，贸易保护的国家最终也都走向了开放。世界经济发展史上，19世纪末20世纪初也是贸易保护主义发展的高峰，

贸易保护主义者认为，虽然自由贸易理论能使经济利益最大化，但是却不能保证每个人都实现效用最大化，除非对利益损害者进行补偿。这种分配思想成为贸易保护主义者批判自由贸易的重要理由，

然而这一问题可以通过贸易保护解决吗？贸易保护主义不但不能解决这一问题，还会使国际贸易壁垒重重，带来衰退和福利效用下降，当各国利益因贸易而达不到预期时，贸易上的冲突和摩擦最终走向了的战争。实践证明，

贸易战中没有赢家，贸易保护是经不起长期检验的，只有自由贸易才能促进各国经济发展。

自由贸易：从产品市场到要素市场19世纪末20世纪初，贸易保护主义大行其道，严重阻碍了商品的国际流动。而此时，随着19世纪下半叶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发生，制造业出现全球化生产的趋势，

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成为需求。在这种背景下，赫克歇尔和俄林继承发扬了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从生产要素角度提出新的贸易理论，提出生产要素在国际市场自由流动的政策观点，

推动世界自由贸易进入新阶段。

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认为比较优势是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基础，是由各国生产效率差异和劳动成本差异带来的。但是又是什么导致了劳动成本的差别？这一问题上李嘉图并没有做出实质性回答。

赫克歇尔和俄林在比较优势理论的基础上从资源禀赋和生产要素供给的角度，具体分析了国际贸易的原因，提出“赫克歇尔-俄林理论”，又称“要素禀赋理论”或“H-O理论”。

他们提出造成比较成本差异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各个国家生产要素禀赋的比例不同，俄林把生产要素分为劳动力、资本和土地三大类，一个国家或地区生产要素天然的拥有状况不同，

生产要素禀赋比例也存在差异；二是投入的要素禀赋的比例不同，即产品的要素密集度不同，俄林把产品大致分为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土地密集型、资源密集型或技术密集型等不同的类型，

不同类型的产品需要不同的要素投入比例，甚至不同地区同一种产品的要素投入比例也不相同，由此产生比较成本的差异。

他们提出，一国或地区应出口集中使用丰裕要素的产品，进口集中使用稀缺要素的产品。赫克歇尔和俄林还提出要素价格均等化的观点——各国集中生产大量使用丰裕要素的产品，随着贸易的扩大，

对产品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加，相对充裕的生产要素就会相对稀缺，价格上升，而稀缺要素会相对充裕，价格下降，于是各国生产要素价格逐渐均等化。他们提出，要想缩小各国收入差距，最有效的利用世界资源，

仅仅贸易自由是不够的，还应该具备使生产要素在国际间自由流动的条件。

要素禀赋理论继承发展了古典经济学派的比较优势理论，被认为是现代国际贸易理论的基础，是现代国际贸易理论的开端。要素禀赋理论认为生产要素是成本优势产生的重要原因，但是世界各国的要素分布并不均匀，

因而开放要素市场，实现要素的全球自由流动是降低生产成本的重要途径。要素禀赋理论提出更为深刻的自由贸易的政策建议——实现生产要素市场的自由贸易。

这一理论的提出为世界各国通过自由贸易实现最有效利用世界资源、降低成本、提高社会福利提供了理论指导，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制造全球化全面到来和服务全球化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

结语总之，我们可以看到，经济学家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从不同的国家利益出发，提出具有不同侧重点的国际贸易理论和国际贸易主张。实际上，国际贸易理论是在自由贸易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的对抗中发展起来的，

不同贸易政策必然会影响一国的利益分配。但是国际贸易已成为连结社会生产和社会消费的桥梁，是世界各国经济往来的重要中介，当任何一个国家的生产和流通超出国家范围时就必然要参与国际分工、利用国际市场。

自由贸易已成为国际贸易的主流，是不可逆转的趋势，各国在参与国际竞争的同时，十分有必要降低贸易壁垒，参与全球国际分工，融入全球产业链，实现自身经济发展。可以说，自由贸易已经如此紧密地把我们联系在一起，

人类就是一个命运共同体。所以哪个国家都不应该开历史的倒车，关上开放的大门，损人不利己，破坏全球经济与国际和谐，危害人类命运共同体。

（作者分别为对外经贸大学中国WTO研究院研究员、博导；对外经贸大学中国WTO研究院世界经济专业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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